白岩松常引用的例子:8位名牌大学毕业生，其中2名博士、5名硕士，还有21名本科生，去一家大型企业求职但无人成功。因为企业老总觉得:这些学生面试时都很自我，发短信或打电话到企业时，大多没有称谓或问候；考完了，没有一个毕业生主动打招呼说“再见”、“谢谢”……

或许他们每个人都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都是合格的高材生，但没有基本礼仪与社会准则，某种意义上，都不是合格的人。

零点公司曾经做过的一个“世界公民文化与消费潮流”调查显示，讲究礼貌、责任感、宽容地尊重别人是各国公众认为最重要的价值。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公众最重视的价值依次是:独立、学识和讲究礼貌；而对责任感、宽容地尊重别人、与他人沟通、服从，想象力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其他国家。例如，重视责任感的中国公民只有30强，处于世界各国的最低点。同样，只有不到30的中国人重视容忍和尊重别人，比世界平均水平低约l0个百分点。

某个饭局上，问在座的几位男士，多长时间没回家吃晚饭了？在座诸君皆有愧色。有人说，一年在家吃饭不超过10次，其他都奔波于酒局饭局之中。王朔说，中国人的家就是晚饭。家不成为家，国之焉在？国之溃败，也是从家不成家开始的。还有陈丹青先生说得好:其实不必那么忙的。

中国古人是“通识教育”，未认字前，先背诵三字经，无非仁、义、礼、智、信五条。这就是维系中华民族血脉不断的社会底线与价值观原点，守住了仁、义、礼、智、信，也就守住了个人良知与社会正义。只可惜现代中国人，即便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考得了托福，入得了官府，说起这五个字，也是哑口无语。

单论有用，再没有比高铁更有用的了。但看看别人怎么说，高铁事故之后，美国专栏作家megan mccardle说:“从技术层面上看，美国高铁比中国高铁相形见绌，坐着摇晃，速度缓慢，外观也不华丽。但换一个角度，我们用缓慢的铁路换来了很多无价之宝，包括我们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以及我们已拥有的众多基础设施……有时候拥有集体回忆比拥有一个非常酷的铁路要宝贵得多。”

若论无用，还有什么比诗歌、哲学更无用的？英国人说，英国人宁可失去整个印度，也不肯失去莎士比亚。乔布斯说，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所以庄子才说，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生活方式就是限制方式。你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就是选择了某种限制，无一例外。卢梭早就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上世纪70年代安东尼奥尼所拍纪录片《中国》，意外为中国保留了那个年代国人淡定的一面。倘若这位意大利导演今天再来，会发现中国淡定不再，代之以急急火火的追名逐利。

在《论美国的民主》(1835) 一书中，托克维尔用了一章的篇幅述说“为什么富足的美国人常常如此焦躁不安？”，“永不知足”同“过高期望”以及“妒嫉”:美国自杀率不高，焦虑症却猛增。可见美国梦也有它病态的一面。

今天，美国梦消停了，中国梦甚嚣尘上。轮到中国人焦虑了。

身份焦虑症中的中国人

陈丹青在上次《新周刊》的“生活方式论坛”上感叹人们的生活总是被“规定”着。所幸，他干了两件无用的事:写文章与画画。所谓艺术家就是能干自己认为爽的事的人。

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被闹革命、批判、下乡、回城规定了；在计划体制下，人被粮票、布票、油票等规定了；现在，在商品经济时代，人们又陷入商业集权的规定，被电脑、马桶、空调和手机规定了。陈在现场发问:我们今天谁可以不靠手机过日子，请站起来！

要不就活在被权力规定的生活下，要不就活在被商业规定的生活中。

中国古人被三纲五常规定着，淡定安逸。改革开放前有单位规定着，生老病死有人管。现在没人规定了，那就接受市场经济的苦逼历练吧！

生活方式就是限制方式。你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就是选择了某种限制，无一例外。卢梭早就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相对三纲五常和单位领导，本人宁愿选择被商品经济规定。理由简单，因为有相对的选择的自由(freedom of choice)。

焦虑是自由的伴随物。当你能相对“自由”地追名逐利时，焦虑即空前增加。《身份的焦虑》(status anxiety)的作者阿兰·德波顿提示中国人:新的经济自由使数亿中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

“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不管我们是一帆风顺、步步高升，还是举步维艰、江河日下，都难以摆脱这种烦恼。为何身份的问题会令我们寝食难安呢？原因甚为简单，身份的高低决定了人情冷暖:当我们平步青云时，他人都笑颜逢迎；而一旦被扫地出门，就只落得人走茶凉了。其结果是，我们每个人都惟恐失去身份地位……”

是的，每时每刻都被成功人士的故事所包围。传媒、饭桌、颁奖会，无孔不入地叫嚣:要成功！要成功！我们能接受一个远在天边人的成功，却不能接受一个身边人的晋升或中彩。

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感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到底为了什么呢？被他人注意、被他人关怀，得到他人的同情、赞美和支持。”对人最严厉的惩罚就是把他仍到繁华的大街上却无人关注。

假如“自我”是一个气球，里面装着别人对你的评价，那你就被别人尊重或鄙视规定了。对身份地位的渴望，同人类的任何欲望一样，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激发潜能、力争上游、阻止离经叛道的行径。于是你不可避免患上身份的焦虑症。而做一些“离经叛道的行径”或许正是救赎之道——做些无用之事以治愈时代焦虑症。

你有过一个幸福的童年了吗？

关于该不该让孩子做“没用”的事，力挺派认为“没用”的东西最有价值。伟大的艺术都是在“没有用”的情况下诞生的。但多数中国人成长的路径，都是被逼去做那些社会认可的“有用的事”、“正确的事”，我想，这正是这个时代不快乐的根源。

逼孩子去学奥数、学英语是“有用的事”；让孩子学会交往、学会合作、学会管理好情绪是“无用的事”，而往往这些看似无用的事却又与孩子的幸福息息相关。我们孩子们的生活被格式化为单一的应试教育菜单，你不选择，就被抛到这架庞大的成功机器之外。

国外教育界日益提倡一个人“同理心”的重要:一种能深刻感知和分享他人情绪的能力，所谓感同身受。“同理心”是同情心的前提，被《全新思维》的作者概括为右脑六大能力之一。我以为，微博就是个锻炼人同理心的地方，是对现行教育缺失的一种意外补偿。90后为何频频被曝发飚？从小生活在以我为中心的温室，基本没有机会领教这个真实世界是怎么看他们的。

我可以自豪地说，我领孩子去捉过蛐蛐、钓过鱼，让他们夜晚走过玉米地。但多数时候，为了“培养成人”，经常逼其就社会的范。不打不成材。打儿子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长大可能没出息但有个快乐童年，与长大变成功人士但童年痛苦之间，我倾向于前者，但总有反复。我清楚，这是社会拧巴父母，父母再拧巴孩子。

杨振宁曾寄语年轻的清华校友们:“发现偏好、培养偏好、发展偏好”。他说得没错，人有18种天赋，发现一种你就跳出来了。让艺术系的过英语关，让物理系的过政治关，那是“毁人不倦”。我读了十七年的书，最后发现，90所学是无用的。你说说，啥是有用的事，啥是无用的事？

鼓励去做无用之事，你可能说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尤其对那些贫家子弟。“我用了18年夜以继日地苦读，才有资格跟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在中国，读书是穷苦阶层改变身份的唯一途径，他们无“爹”可拼，哪有功夫做“无用的事”？

时代正做一个国家崛起、经济腾飞的大局，把所有人裹挟其中——你被胁迫着去追求成功。可我告诉你，当所有人都在苦逼的成功大道上狂奔时，其结果可能是崩溃。假如有可能，停下来做些看似无用之事，笑看风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