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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师石定果:一个老师,一个学生

作者:Scarf来源:北京语言大学留学发布时间:2014-03-21 11:20:16点击量:

石定果老师的课上总是座无虚席,更有很多外专业甚至外校的听众,大家都特别喜欢这位风趣而博学的老师。

石定果老师的课上总是座无虚席,更有很多外专业甚至外校的听众,大家都特别喜欢这位风趣而博学的老师。采访石老师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因为快人快语的她,故事是那么真诚,那么朴实。希望能通过这样一篇口述实录尽可能地还原采访中的快乐和情感,让更多喜欢石老师的人更了解她,让更多了解她的人更喜欢她。

    初上讲台
  1964年我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是第一志愿。毕业后,我分到一个矿山教中学,孩子们比我小不了多少,我给他们讲语文。我从小就想当老师,因为我在一个教师世家成长,那年头孩子很单纯,没有很开阔的视野,外公做老师,爸爸做老师,就觉得那我将来也是做老师呗,我们小时候经常写“我的理想”、“我的愿望”这种作文,别人就写“拖拉机手”、“勘探队员”、“医生”,可我从一年级开始就写要当“人民教师”,而后来果真从事教师职业,冥冥之中注定的,也倒符合我的夙愿。我们这个小小的矿山中学,有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大等著名高校的22个刚毕业的“老五届”学生(即1961级至1965级),条件艰苦,但大家心态健康,工作认真,团结友爱。至今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珍视这一段经历。人要感谢生活,任何经历都是财富。华学诚老师说得特别对,我们这一辈老师都经过基层的锻炼和奋斗,是了解社会和人生的。

    再当学生
  1976年底,我调到了武汉大学工作,参与编《汉语大字典》。我始终觉得没有系统地接受完专业训练是一个特别大的缺憾,希望能有一段时间让我集中读书,就去考了硕士研究生,专业是古代汉语。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上午去上课,下午回字典组编审,孩子送全托,想起来是挺辛苦的。研究生阶段学了点日语,觉得日本的古汉语研究精深,而且日语中保存了很多古代汉语的音义资料,就决定以日汉词汇对照为选题做论文。吕叔湘先生为我的硕士论文写过评语,他说中外语言的比较很有意思,日语里有丰富的宝藏,非常鼓励我。我跟吕先生素未谋面而得了这么大鼓励,实在是非常感谢这些前辈,他们奖掖后学,并给我们指点方向。
  答辩完后我又在武大全职上班,当时国家开始招博士研究生,武大中文系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有黄焯先生,他希望我能跟着他攻读。但由于工作离不开,我拖了两年才去报考。考试的时候我很粗心,以为每场考试是两个钟头,等各场考试都结束,才知道是三个钟头!幸好考得不错,就取了我一个。不幸的是刚刚考上,黄焯先生就发现得了肺癌而且已至晚期,黄先生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凶险,对我说等痊愈了就来给我授课,我很难过。黄先生后来还是去了,我只好打算退学,可教育部就我的去向下了个红头文件,因黄先生生前有遗言,委托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先生(按:黄焯先生与陆先生一起师从黄侃先生)继续培养我,研究方向由《诗经》虚字改换为《说文》小篆,陆先生也欣然接受了我。
  1984年秋我转学到北师大,报到第一天,许嘉璐许先生就亲自带我坐公交车到陆先生府上当面拜师。陆先生又安排许先生和王宁先生任副导师。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我一生都铭记和感戴所有教育过我的老师。
    又上讲台
  博士念下来,经朱德熙先生向时任北语负责人的吕必松先生推荐,我便分配到了北语。在北语讲的第一节课,是给语文系83级的学生上的。下课时学生们给我鼓掌,我很吃惊,我问他们为什么给我鼓掌,大家说原来以为古汉语是很枯燥的,没想到这么有意思!我很受震动,师生之间其实就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因为他们欢迎我的课,我就会更努力。陶行知说过:“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的确如此,我感谢学生。
  一个教师,要热爱你的专业,要有激情,如果对自己讲的内容都没有兴趣,怎么去感动你的学生?我很爱交给我的课程,这些知识在我的脑子里绝不是碎片化的,绝不是冷冰冰的故纸堆,而是成系统的,它是有温度的,我给他们讲的时候深为我们民族丰厚的历史文化而骄傲。我希望学生们成为自觉传承历史文化的载体,既有感性,也有理性。
  一个教师,要热爱你的学生,要负责任。父母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儿,将他们培养出来,就是学校最大的成就。中国要做人力资源大国,不是简单的人力大国,要把孩子们变成国家的资源,每个老师的担子都很沉重。我们也年轻过,时间是很容易流逝的,在当年大时代的背景之下我们没办法,荒废学业,希望学生们珍惜机会,尽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把底子打好,厚积才能薄发。
  老师的天职就是教书育人,其他产品残次,还有可能回炉,人却是不行的,就这么四年三年,如果没有抓紧,底子没有打好,或者丧失了学习的兴趣,以后再拉回来很难。我一直坚持教本科,总觉得本科对孩子们特别重要,本科阶段有了学习的基础和学习的欲望、学习的习惯,未来的一生都是受用无穷的。

    人文大家庭
  今年9月是人文学院成立30周年纪念,从语文系到文化学院,再到人文学院,我一直是其中一员。院庆大会上播放歌曲《可爱的家》,令人动容。我们的人文学院的确是一个大家庭。
  2003年4月的时候,“非典”疫情高峰期,对外汉语专业的一个孩子发烧去北医三院输液,感染了“非典”,潜伏期半个月后开始高烧不退,确诊之后,校领导把我找过去,要求整个年级90个学生全部集中隔离,只给我们半个小时做思想工作。孩子们当时在上课,我就进教室,开始动员大家,没想到只三两句,所有同学把书包一背,说:“老师我们跟您走!”前前后后不过5分钟,我眼泪当时就下来了。孩子们在人文学院门厅把我围住,问上哪儿隔离,荣玉萍老师说这么多孩子没人照顾怎么行,也不顾自己的儿子和爱人,什么都没收拾就带着大家住进隔离楼。我们又组织学院老师募捐,把捐款交给后勤,让他们给孩子们增加营养,多买水果,提高他们的免疫力。防“非典”要求通风,封校期间老师们就带着孩子们坐在户外上课,草坪、篮球场、来园成为临时教室。老师们还带着孩子们锻炼,给已回家的孩子印复习提纲等等。人文学院所有老师排班,每天到办公室接待孩子们,并汇总他们的体温报告表上交。所有留校的学生都特别留恋那一段日子,知道了什么叫集体的温情。孩子们都觉得自己成熟了很多,大家一起经风雨历考验,是多么难得!
  人文学院的老师们素质都很高,每个人都有创新精神,有忧患意识,有担当的能力,学院要靠大家一起来管理。我其实是没有什么管理经验的人,但担任管理工作那几年能够比较平顺,要感谢各位老师与同学的支持和理解,齐心协力,同舟共济。人文学院确实是富有人文情怀的一个大家庭。

    社会新课堂
  1998年开始我担任了两届北京市人大代表。平常清谈指点江山总是很轻松,当选之后我才知道了知识分子怎么走出校门去为社会服务,才知道了社会有这么多复杂的问题,有这么多需要帮助的群众,政府执行职能有什么程序,条块分割如何错综。比如咱们住二里庄的老师反映缺路灯,农贸市场脏乱,应施划斑马线、绿化不到位、煤气包存在风险等等,我提交一张单子,结果八个部门回答我,我才明白其难度。当人大代表让我开拓了眼界和胸襟,再比如当时咱们北语周围有120多家“临建”,几乎全是小吃店,后墙是咱们学校的南墙、西墙,晚上店家就往墙里扔各种污物污水,乌烟瘴气,还着过火,脏乱差且不安全。学校希望由我向市政府陈情来推动周边环境整治,大费周章,最终在市政府的主导下北语的诉求得以实现,也开启了全市高校周边环境整治的先河。我经市人大推荐,陆续担任了若干政府部门的监督员,如交管局、交通局、一中法、奥运工程指挥部等,履行人大代表的责任。
  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现在是连任,属于教育界别。第一次去开会,听说某纸业的老板,上了福布斯排行榜,也是一名委员,高调约见媒体,介绍了几个提案,都是要求政府补贴扶持自己。已经位于首富之列还不顾念苍生,我觉得非常不妥,就在教育界发了言,我说,该委员站在全国政协这个平台上,应该兼善天下,不能只是利益集团代言人,不料在场媒体记者加以报道、网络舆论参与,帖子几百条,顶我的有,骂我的也有,我大吃一惊,组内发言竟然扩散到社会上,全国政协的影响力如此之大,日后更需要戒惧谨慎。我很认真地对待自己十几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社会职务。在北京市人大,每年我都能排入议案和批评建议最多代表的前十名。所提交内容要能被政府采纳,一定要有案由、案据和解决方案,需要调研,花大量精力。在全国政协,我不但会收集有关教育界的问题,同时也跳出教育界提一些全局性的东西,比如垃圾短信、三公经费、礼品收受、食品安全、轨道交通等等。
  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我更清楚了一条底线,就是决不能用这个身份牟私。一,我是共产党员,这是党性问题;二,我觉得我们的传统教育、传统文化的熏陶让我们明白荣辱的界限,什么是可为的,什么是绝不可为的。自己要谨守分际。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仅能够回报社会,做出实事,更不失为一次难得的人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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