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11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的数量的报告》，同年12月26日，改革开放后的首批访问学者起程赴美，这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随后，赴英、日、德、法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留学生陆续踏上求学征程，掀起了中国近现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出国留学热潮。1981年，自费出国留学政策放开；1985年，国家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出国热”在全国迅速升温。数据显示，2007年度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14.4万人，其中自费留学12.9万人。与1978年的860人相比，30年来，中国留学生的人数翻了167.44倍。从1978年到2007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121.17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31.97万人。

　　回望30年留学路，伴随改革开放的号角，中国人的留学理念、留学选择和留学征程经历了何种嬗变呢？

　　人物速写

　　罗萍，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和许多同龄人一样，生在红旗下，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成长。从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她进入上海公务员系统，随后恋爱、结婚、生子……1999年的上海，留学开始成为很多不安于现状的人的选择，同在上海政府部门工作的丈夫开始感觉到了周围一些同学、同事在事业发展中的异动和变化，在与罗萍商量后，他毅然决定放弃一切，用多年的积蓄到澳大利亚留学，半年以后罗萍带着孩子也来到了澳大利亚。

　　留学故事

　　刚到澳洲，夫妻俩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压力，罗萍不得不四处打工挣钱以补贴家用。虽然毕业于国内著名的财经院校，但罗萍的学历并不能让她在澳洲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她必须重新修读学位。

　　罗萍选择了堪培拉大学的会计专业，并从本科阶段开始学习。她坦言，当时选择这个专业纯粹是为了留在澳洲，因为这个专业的移民分值最高，“我没有想过毕业以后真的要成为一名会计，可是夫妻俩已为留学花完了全部的积蓄，不留在澳洲多挣些钱，今后的生活怎么办？何况还有孩子。”在当时，会计专业也是所有中国留学生的首选，为了留在澳洲，中国留学生前仆后继地学着这门枯燥乏味的课程，学语言的、学历史的、甚至学法律的都改了行。“在生存问题面前，专业不专业，喜欢不喜欢，发展不发展都变得次要了。”

　　罗萍说，很多中国学生学完会计以后倒是留在澳洲顺利移民了，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此失去了自己的事业，只有一份职业而已，很多人不得不放弃梦想做一名普通的出纳，而随着中国学生选择会计专业人数年年高增，找一份会计这样的工作也越来越难。对于学会计，罗萍说谈不上后悔，这是当时的时代决定的，如果再让她选择一次还是这个结果。“生活不可以重来，一切只能往前看。”

　　2002年，罗萍被新成立的澳洲大学联盟雇用，成为成都七中国际部澳洲办公室的学生服务经理。澳洲大学联盟包括澳洲国立大学、阿得雷德大学、昆士兰理工大学这样的著名大学，每年要从成都七中国际部招收很多学生前往澳洲学习。作为学生服务部经理，罗萍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学生了解成员大学每一个专业的具体情况，包括课程设置、师资力量、就业前景等等。近些年，罗萍每年都会带领大学的招生官员往返澳洲和成都，跟学生面对面地交流，她希望能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帮助更多的中国学生合理选择留学专业，真正把留学作为提升自我的一种宝贵人生经历。

　　原声播报

　　出国留学我用一生来收获

　　罗萍(成都七中国际部澳洲办公室的学生服务经理)：我很愿意跟这些孩子分享我这么多年在澳洲学习、生活、工作的经历和经验，80后的留学族不再会因为 “生存”而留学，我希望留学于他们不再是盲目的选择，它应该蕴含更多的意义。

　　周涌(90年代留学英国，现任美国楷博(Kaplan)教育集团中国区CEO)：出国留学是一段宝贵的人生经历，它充满了使命感和[FS:PAGE]危机感，它是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实习经历，也是将所学的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创业经历。出国留学，我用一生来收获！

　　杨静思(英文名Sabrina，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运营总监)：只要认真经历了留学这一过程，收获都是不言而喻的。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挣扎中，我让自己的理想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我从中得到的远比我的期待值高很多。

　　杨越(英文名Esther，美国楷博(Kaplan)教育集团成都地区副总)：在不同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留学者最终获得的是一种人格力量，这种力量比一时的学术水平、薪酬待遇更能决定人的一生。

　　周薇薇(英文名Vivian,英国北方大学联合会硕士预科课程高级咨询顾问)：在澳洲的两年里，在巨大的学习和生活压力中，我学会了忍耐、奋斗和永不放弃，敢于去拼，也敢于坦然面对一切失败。

　　读者连线

　　70后留学生能成大器

　　读者刘先生：上世纪90年代出国的留学生，很多都是靠成绩拼出去的，比较苦，也比较踏实。这些留学生应该都能成大气，我有个同学就是这样的典型，他现在是某\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