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三省，日本的侵略矛头开始指向华北。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节节退让，加速了民族危机的到来。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面对民族危亡的险恶形势，决定北上抗日，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民族救亡运动风起云涌。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三省，日本的侵略矛头开始指向华北。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节节退让，加速了民族危机的到来。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面对民族危亡的险恶形势，决定北上抗日，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民族救亡运动风起云涌。

　　“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的北平市大中学生伟大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是蒋南翔入党后经受的第一次比较重大的革命斗争锻炼。蒋南翔时年22岁，担任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和中共北平市西郊区区委委员。他不辞辛劳和危险，为运动的准备和开展，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他撰写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游行示威宣言，以及北平市学联的一些重要文件，在当时的学生运动中都发生过重要影响。蒋南翔是“一二·九”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

　　“一二·九”运动的背景

　　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计划，蓄谋已久。早在1927年的《田中奏折》中即明目张胆地宣称：“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根据这个侵略计划， 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了沈阳，继而占领整个东北。国民党政府则一再妥协退让，执行它的“绝对不抵抗政策”。蒋介石坚决反共、怯于抗日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妥协政策，更加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日本的侵略矛头进而指向华北。1933年1月3日，日军攻陷了华北战略要地山海关。3月4日热河省陷落。5月下旬日军突破长城各口，长驱直入，玉田、通州陷落，北平、天津陷于日军包围之中。1934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关东军的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划出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的“非战区”，这就给日军控制华北和北平、天津大开了方便之门。

　　另一方面，“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的工人、农民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组织起数十万的义勇军，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全国各地广大学生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示威。在日寇的野蛮侵略下，民族资本家的利益也受到了损害。总之，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中国的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民族危机激荡着各个阶层，华北成为国防的最前线。

　　1935年日军加紧侵占华北的步骤，提出了所谓使“华北特殊化”的《日本政府第一次处理华北纲要》，目的是把国民党政府的势力赶出华北，然后操纵地方汉奸势力搞所谓的“华北自治”。7月6日根据蒋介石的意旨，何应钦复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次郎，达成了卖国的《何梅协定》。据此协定，国民党政府撤销了在河北省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撤换日方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同时禁令全国的反日活动等等。民族危亡的乌云笼罩在华北上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北平呈现一派即将沦陷的景象。

　　作为中华民族脊梁的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的第四天就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决议》，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抗击日寇的侵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面对民族危亡的险恶形势，毅然决定摆脱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攻，北上开辟新根据地，打开抗日局面，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的正确领导。1935年10月19日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了长征。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推动了全国团结抗战潮流的发展。

　　伟大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陕北之时，红军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推动了全民抗战的发动。

　　那个时候，在学生中广为流传的《毕业歌》中激动人心的歌词：“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当时身处国防第一线的北平学生，正是怀着《毕业歌》所表达的那种感情，不怕牺牲，不顾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双重压迫，冒着杀头、坐牢的威胁和大刀水龙的袭击，发动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九”运动，冲破了全国的沉闷空气，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发动起来的，在党的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正确的策略指导下，克服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残余影响，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一二·九”运动开始了新的抗日运动的高潮。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蒋南翔是在1932年暑期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蒋南翔进清华大学的第一学期，埋头读书，很少进城。他给人的印象是十分诚朴寡默，说话虽然不多，却言辞恳切，感锐思深，视角新颖。他是一个坚毅、热情的人，但不形于色，表情和辞令很质朴。他待人和蔼亲切，处事从容不迫，言谈稳重，好像还有点腼腆。他衣着朴素，长年穿一件灰布袍，喜好国乐，闲时一把二胡，闭目独奏一曲《平沙落雁》。

　　就在第一学期的阳历元旦，榆关失守，接着是热河被日军占领，平津告急，塘沽协定等一连串丧权辱国的事情发生。国难当头的形势，使他这样一个不爱参加政治活动、埋头读书的学生逐渐卷到政治漩涡中来了。1933年上半年，经高年级同学何凤元、万愈的介绍，他参加了半公开的小型进步读书团体——三三读书会，成员只有十来个人。当时秘密地阅读华岗编的《中国大革命史》等书，后来又参加了比较公开的进步团体——社会科学研究会，研读河上肇著的《经济学大纲》等理论著作，还曾请清华哲学系的进步教授张申府悄悄地给做辅导报告。那时正是德国希特勒刚刚上台，国际法西斯势力日益嚣张，张申府教授直言不讳地要求三三读书会的参加者好好研读马列主义的书籍。蒋南翔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在以自由主义学术相标榜的清华大学，张申府先生敢于对学生发表这样的大胆言论，应该说是难能可贵，很不容易的。”（见《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同时，在同乡好友外文系高年级同学何凤元的引导下，他参加了秘密社联小组。从此，他研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有机会直接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还积极地参加并组织学生的爱国抗日活动。1933年10月由历史系高年级同学万愈（在校名万金生）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参加过几次中共北平市西郊区委组织的在西苑的飞行集会，散发过淞沪“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纪念宣言，还到清华附近的大有庄调查贫困农民的生活情况等。

　　1934年上半年清华学生中要求进步的人逐渐增多，学生中爱国抗日的思潮明显上升。中共清华支部及时把原来规模较小的不公开的团体扩大发展，成立了公开招收会员的“现代座谈会”，举办报告会，开展时事分析、读书活动等，以扩大进步思想的传播。蒋南翔参加现代座谈会的哲学组，组织会员学习恩格斯《反杜林论》和《辩证唯物论教程》等著作。1934年10月现代座谈会邀请冯友兰教授以《在苏联所得的印象》为题向同学演讲，介绍他出国考察苏联十月革命后情况的见闻，听众极为踊跃，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开始了对学生活动的镇压。先以反动分子的罪名，逮捕了给学生介绍苏联情况的冯友兰教授，后经学生的抗议和校方的营救而释放。接着便衣特务持枪闯进清华大学，秘密跟踪校刊《清华周刊》总编辑牛佩琮，企图绑架他。特别是在中共北平市委遭到大破坏后，1935年1月，在清华大学接连发生了两次军警逮捕进步学生事件，先后有地下党员、社联成员、现代座谈会成员、思想进步同学等近30多人无故被逮捕，当时的党支部书记何凤元也在被捕之列。

　　清华的党组织在两次大逮捕之后遭到破坏，爱国学生运动陷于低潮，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清华园。在这样形势严峻、又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蒋南翔临危不惧，继续坚持战斗。他公开出面发起在同学中进行募捐，支援被捕同学，不避风险，和九级同学许留芬一同到东城钱粮胡同，探望当时被视为“要犯”关押在北平宪兵三团的清华同学、共产党员徐高阮和共青团员张宗植。

　　1988年5月，当南翔同志逝世的消息传到日本，南翔同志的好友、旅居日本的张宗植发来唁电:“今晨日本报载南翔兄噩耗不胜悲痛恨不能插翅前来一度再见容光。南翔是学生时代以来最亲密亦最尊敬的战友对国家对党的热诚终生不渝。抗日反帝运动中我讲不响亮的话做不到的事他都做到了。不论在国内的抗战期间和我以后在海外生活的时期，他始终是我的明灯。在很多朋友的心中，有南翔在，对中国的期望便更觉得增加了安心感。” “中国的知识人 今天能坐定下来，做一些研究工作 南翔是有很大贡献的。只是我们更希望他能继续安排下更安定的书桌使中国文化水平追上以至超过世界水平。我更愿在他的指导下尽我一份微力。想不到巨星急逝。真是如何代也，诚愿人百其身。”

　　这封信写得深沉，真挚感人，表明了蒋南翔在“一二·九”运动中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给同代人的深刻影响。

　　在地下工作方面，蒋南翔主动找了原社联小组成员陈落（陈国良）、牛荫冠三人重建秘密社联小组，这是当时清华仅有的一个地下革命组织。不久，蒋南翔与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工委的周小舟接上了组织关系，并参加了党领导的秘密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原是宋庆龄等发起的，后由于国民党的压迫，已成为秘密组织）。清华大学小组参加者有姚依林（姚克广）、杨述（杨德基）、吴承明、黄诚、杨学诚等多为十级清华学校自1928年改制为清华大学，1929年毕业的为一级，以后逐年类推。的同学。“社联”小组逐步扩大，以后又通过孙兰（韦毓梅）在女同学中建立了“社联”小组，参加者有孙兰、许留芬、韦君宜（魏蓁一）、王作民、鲁心贞、李立睿，后来又吸收了纪毓秀、高景芝、陈舜瑶、郭建（郭见恩）、黄葳（戴中扆）、吴瀚、张自清（张厚英）等女同学参加。

　　阿平是女生对韦毓梅的爱称。她还用姜平的名字写过文章，她在当年是女生宿舍的一颗火种。这个人临事总是不慌不忙，很有大将的风度，又善于接近群众。她把六个女同学组织起来，这个小组虽然小，但是起的作用却很大。小组开会始终是秘密的，会开得总是很认真，由大家轮流发言，进行时事分析和工作检讨。研究“突击对象”，就是发展壮大革命的力量。平时大家都注意女同学中的动向，发现谁在忧心国事，而不单单是埋头书本，就主动地接近她。然后提到小组会上去讨论，看能否发展她参加小组。学习时就是读一些进步的书籍，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列宁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政治经济学》等，这些书，在当时虽不怎么读得懂，大家也使劲的生吞活剥，那种认真虔诚的劲头是很动人的。

　　不久，阿平说有一位陌生的男同学要来参加这个组，大家都有些紧张，但很快地大家都很庆幸有蒋南翔在这个小组了。据韦君宜所写的回忆文章说：“我们一群女同学在进步女生韦毓梅鼓励下组织起来。我们六个女生是一组，由蒋南翔领导，在二院蒋南翔宿舍里每周开一次会。从此，他教我们阅读《中国大革命史》，教我们开会怎么开法，先是时事分析，再是工作讨论，再是工作布置。我头一回知道时事怎么分析法，你得把世界分成两个壁垒就明白了。他还告诉我们，有个红军，已经过了黄河，……反正都是闻所未闻的奇怪事儿。”另一位女同学王作民回忆说：“南翔同志在听了我们的只有消息拼凑的读报汇报之后，倒是真的给我们来个‘时事分析’。每当他从这些报纸消息中抓出时势的动向时，我总是由衷钦佩——我怎么就串不起来呢？这几乎是我每周必有的自问。”

　　从蒋南翔参加小组学习，时事分析，就不再是读报时大标题的罗列，而是从字里行间去探索其意义了。大家都心照不宣，蒋南翔和韦毓梅都是共产党员。

　　在公开工作方面，随着学生会内左派影响的增长，蒋南翔继牛佩琮之后，被选为《清华周刊》总编辑。在《清华周刊》积极参加工作的有姚依林（副刊编辑）、杨述（文艺栏编辑）、蒋弗华（社会科学栏编辑）、吕风章（自然科学栏编辑）、孙兰（书报评介栏编辑），吴承明任总发行。《清华周刊》是学生会的合法刊物学生注册时将订阅费和学费一并缴交。总编辑和各栏主编都是由全体同学选举的。《清华周刊》在“一二·九”运动以前就在党组织的影响下宣传过革命道理和抗日的主张；“一二?九”运动以后，则完全掌握在左派学生手中。《清华周刊》这个舆论阵地，在团结同学和扩大进步思想影响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清华的革命力量，在1935年初受到沉重打击，但经过半年的努力，学生中左派力量又逐渐恢复过来。正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革命是不可抵抗的洪流，是任何反动力量压不垮的。

　　《清华周刊》以生动通俗的文字，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亲日派的卖国行径。蒋南翔从1934年11月就为《清华周刊》撰写文章，后来在他任《清华周刊》总编辑期间，除了组织稿件以外，他还以蒋南翔、南翔、翔、南风、穆文、燕亭、亭、江流、流、书安等笔名在《清华论坛》、《书报评介》等专栏发表文章，他还从国外报刊上选辑时事漫画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蒋南翔写的《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国难中的青年应抱什么态度》等文章，激励清华学生投入爱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他在《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一文中指出:“日本之要攫取华北，自是有其客观的原因。在世纪末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暴风雨震撼之下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便首先遇到内部矛盾无法调和的命运，解决矛盾唯一的方法，便只有向外发展。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和国势的积弱遂使中国天然的成了我们‘友邦’的‘俎上之肉’由关东而华北也自成为很自然的路线了。我们的‘友邦’很迫切的要攫取关东和华北，除了经济的原因外，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意义那便是正当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闹着恐慌，偏有全世界一向以‘怪物’视之的苏联相反的一切社会事业都在蒸蒸日上，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国家观之当然不免眼红尤其是我们的‘友邦’他非摩拳擦掌，从速来准备猎取这只‘北方大熊’不可了。”

　　他还写道：“而我们的政府对于华北又是力不从心，不能再来保护自己的领土和人民，年来的一切事实多是明证。然则，被抛弃了的人民们假使不愿束手待毙，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原载《清华周刊》第43卷第5期，1935年6月12日；《蒋南翔文集》上卷，73~74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

　　蒋南翔这两段话，对国内外形势分析深刻，指出了日寇侵华的必然性，对蒋介石的卖国行径击中要害，特别是提出“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这说明蒋南翔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了。

　　《清华周刊》还建立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发行网，校外有一百多个遍及各省市的订户。当时不便公开邮寄的抗日救亡材料，有时也用《清华周刊》的封套经过这个发行网发出。

　　1935年夏，随着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的签订，华北时局进一步恶化，蒋南翔与秘密组织商定，利用暑假动员一些同学留校开展群众性活动。他们把留校同学组织起来，成立暑期同学会，蒋南翔当选为同学会主席，其他成员有姚依林、吴承明、李秉忱、陈其援、何炳棣、朱景梓等六人。蒋南翔、姚依林和吴承明三人，当时都是民族武装自卫会的成员。同学会通过选读进步书刊、研讨时事、宣传群众等形式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清华暑期同学会不是干巴巴地搞政治运动，而是十分注意同学们的思想、生活和文体活动。如组织清寒食堂，解决一些经济困难同学的伙食问题。蒋南翔还让吴承明等二人“设法进入”清华的民众夜校，夜校办公室有两台油印机，以后许多宣传品都是在这里刻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但北平学生最早看到的《八一宣言》是从北平的北京饭店一楼法国人亨利?韦什办的法文图书馆出售的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讯》上看到的。蒋南翔立即秘密地组织进步同学学习，并在深夜里把《八一宣言》张贴在学校的布告栏上，还写成标语，组织同学秘密地贴到清华园车站和附近的农村里。

　　同年秋，原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何凤元获释后回到清华，希望恢复党的关系，蒋南翔介绍他与中共北平市委周小舟接上党的组织关系，周要何凤元设法恢复清华党的组织，并仍任党支部书记，何负责召集了恢复清华党支部的宣誓会，参加者有何凤元、蒋南翔、宫尚行（宫曰健）、陈国良、吴承明等五人。何为书记，蒋为支部委员兼共青团书记。10月，何凤元调到北平市委工作。清华支部由蒋南翔继任书记并任北平西郊区区委委员，陈国良调到城内搞左联工作。此后增补了韦毓梅、方琦德二人为支部委员，韦毓梅兼任共青团支部书记。就是这一届的支部委员会领导了“一二·九”运动爆发前后的清华地下工作。

　　1935年7月黄河发生水灾，灾民达五百余万，北平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救灾活动，成立了黄河水灾赈济会，清华派姚依林参加北平黄河水灾赈济会工作，并任秘书长。后来在救灾赈济会的基础上，由若干个有地下党、团和外围组织的大中学校出面发起，成立了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郭明秋任北平学联执行主席，姚依林就作为清华的代表参加北平学联并任秘书长。为防止敌人破坏，学联总部开始就设在远离城区的清华园。姚与彭涛、黄敬、周小舟、郭明秋等是北平学联初建时的领导核心。姚依林是在城里由周小舟介绍入党，然后把组织关系转到清华党支部的。他在“一二·九”运动前后，曾回清华参加过几次党的会议。在北平学联做出了发动北平学生起来游行请愿的决定后，北平市委的何凤元曾到西郊区委传达，希望清华、燕京两校率先起来响应并决定城里由中国大学和东北大学带头，城外由清华、燕京率领。由于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北平只有清华和燕京这两所学校有公开合法的学生会，地处城外，政治环境较好。本来清华是有合法的学生会组织，它却无意领导这一运动，因而，由学生大会另外产生一个清华学生救国会，由11人组成。救国会的成员名单颇费周折，救国会委员要包括各种倾向的代表人物在内，而非左派单干同时又要掌握领导权。主席一职，本由在中学时就参加过“九一八”学生运动的共青团员黄诚担任最合适，经反复考虑，还是选了当时最用功学习好的学生周嘉祺担任了，黄诚则任副主席，这一切都出于蒋南翔的谋划布置。清华在1935年11月27日利用上午第四节课纪念周的集会时间，由蒋南翔主持，吴承明为提案人，出面向全校学生大会提出响应学联号召参加游行示威的建议。由于右派学生的极力阻挠，会议无果而终。于是蒋南翔等再接再厉，每夜分头走访同学，开小型座谈会，请名教授讲时事，紧张地活动了一个星期，又在下一周——12月3日的周会上，再次提出上周末未能通过的提案。经过会议上的激烈辩论，终于在全校大会上胜利通过了《通电全国，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游行请愿的决议》。这是清华学生救亡运动的一次重大的胜利。

　　 当时在北平市工委工作的何凤元得悉这一胜利消息，非常高兴。他特地从城里赶回清华找蒋南翔，要他赶在游行前负责起草一篇对外宣言。蒋南翔当天晚上就独自躲进清华一院大楼（清华学堂）地下室的印刷车间，杜门谢客，抱着满腔悲愤的心情，撰写《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这篇宣言接连写了两三个晚上，当时他痛感华北人民面临亡国的威胁，地处北方前线的北平学生已在上着“最后一课”，“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一面写作，一面不能自己地泪流满面，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文章脱稿后，印成单页，在几天后的“一二?九”游行队伍中广为散发，在大街小巷到处张贴，并在12月10日出版的清华救国会的《怒吼吧》杂志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