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对于打工这件事情还是做好了思想准备的。2000年我就快要出国的时候，电视里面正在热火朝天的播放《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我就把这部片子当说明片来看了。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有个留学生打工打到耳朵都听不见了，回家一开门就倒地上。后来生活再怎么艰难，我都能承受下来，就是因为我总是想起那个镜头，我告诉自己总还没有苦到失聪失明的地步。另外一个启发我的镜头是一留学生吃猪肉蘸酱油吃得津津有味，现在我总在群里说什么吃酱油白饭之类的东西就是从此处而来。当然我是不吃猪肉蘸酱油的，猪肉多贵啊，我吃呛莲花白。莲花白北方叫做包菜，英文叫做Cabbage。这东西不像其它的菜什么一大捆只能炒出一小盘，莲花白是个好东西，它不怎么缩水，切一小块可以炒出一大盘。呛莲花白易炒，好吃，最主要是省钱。我不打工的时候我就天天炒呛莲花白。我炒呛莲花白的水平炉火纯青。

还是说回打工吧。我上一篇里把我的老本营“来来中餐馆”介绍了一下。来来是我的衣食父母，我的绝大部分学费生活费都是从那里挣回来的。我还在PandaBuffet（熊猫自助餐？？），绿园珍珠奶茶店，紫盒子珍珠奶茶店，金碗自助餐，湖南自助餐打过工，当然这些都是非法的。美国的法律是留学生可以在校内每星期打少于二十个小时的工。合法的工作我在学校里面打过汉堡王（一个像麦当劳一样的快餐连锁店），心理咨询部的接待，IT部的学生助理。那些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个人简历好看的义工我就不算进去了。我一般来说都是同时打两三份工，平均大概每星期六十个小时打工，十二个小时读书。有很长一段时间来来中餐馆的经理们都以为我的成绩不好。他们说我看上去嬉皮笑脸，不务正业。可是劳资GPA3.95，专业课总成绩满分4.0。劳资的工打得比谁都多，劳资的成绩比谁都好。后来餐馆的人知道了他们说我是天才神童，最后他们把我炒了鱿鱼。

被来来中餐馆炒鱿鱼这件事情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我先不说这件事情。我想回顾一下打工时的技术问题。我想在美国打餐馆和在国内打餐馆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是靠小费吃饭的。我们几乎没有底薪，如果客人不给小费，我们就只能喝西北风。这种性质注定了我们比稳定月薪的蓝领阶层更计较，更不安。我们眼中看到的往往不是客人，而是这个客人代表的几块小费。比如说，我们会如此交谈：“那个五块钱的鸡炒面老太太来了”——这老太太出手很大方，一次五块小费，而且每次都点鸡炒面。“这桌是铁匠，别理他们”——“铁匠”是内行话，意思是不给小费的人。类推，“打铁”就是不给小费的动词。我至今不知道为什么会把不给小费叫做“打铁”，但是此行话似乎全美国通用。来来中餐馆是“打共产”的，就是没有个人区域，几个服务生小费平分。每一桌客人走了过后我们就会派一个人去收桌子，然后满怀期待的看着他的手势。一块钱，两块钱，还是没有钱。一客一元小费是正常的，超过了就是好人，少了就是坏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最恨的人是印度人和小日本。我们把这两个种族不给小费的普遍性上升为了他们民族劣根性和阶级仇恨。记得有一次快关门的时候进来几个学生。我一看就看出来是日本人就跟同事嘀咕。那天的同事L是个特计较小费的人。她抡起一把扫帚就说把小日本打出去。后来我们还是没有这个胆子，几个服务生就看着那一桌人一边看一边骂。最后，小日本居然给了好几块小费。L立马满脸堆笑对已经走远的小日本高呼“谢谢你们，欢迎下次再来！”我们七孔喷血。

像这种冤枉好人的事件其实经常发生。因为我们太熟悉常客，或者很多时候不给小费的人会在我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拿L的话来讲，不给小费的人她“化成灰都认得出来”。所以很多人一踏进餐馆门我们就已经定位了对他的服务态度。打工都成老油条了，谁还为了服务客人来服务他啊，你给多少小费我给多少服务，你不给小费我就不给你服务。我还记得刚刚打工的时候跟着一个马来西亚男生学习，他提着水壶飘过一桌客人，客人举着喝干的水杯问他“你可以给我加点水吗”？马来西亚男生头一扬，嘴巴里面高傲的吐出一个字：“不”。这个还是不错的了。以前一起打工的一个马来妹更损，她会高高兴兴的把铁匠的水杯拿回来，高高兴兴的加满水，再高高兴兴的把我们擦了几十张桌子的乌七八黑的抹布放进水杯里泡一会儿。据说纽约唐人街的福建人是会往水杯里吐口水甚至会把铁匠拉回来强逼给小费的。有的客人喜欢把小费藏在糖包里啊盐罐子下面啊，我时常为他们捏一把冷汗。他们简直不知道此举的后果有多严重。还是比尔布莱森的那句话说得对，你得罪谁都行，你千万别得罪餐馆里面的服务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