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己尧 美国华侨史学家，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华盛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名誉会长。　　　　   

    我从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去台湾教了7年书。当时正值朝鲜战争结束，台湾的年轻人都觉得在台湾前途暗淡，一时留学美国成了一种时尚。1957年6月，我在朋友的帮助下联系到了美国中部的一所大学后，带着仅有的20美元，只身来到美国。一下飞机，我就和当时大多数华人留学生一样，直奔中餐馆寻找打工机会。到了那里，听朋友说纽约半工半读的机会更多，于是决定留在纽约，并申请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当时台湾去美国的留学生有90%是自费的，除少数数学等理工科学生，大多数留学生都在中餐馆或亚洲人开的餐馆里打工。那时的打工者队伍，可谓“藏龙卧虎”，从洗碗到跑堂的，有不少硕士和博士生。我算是很幸运的，在纽约客家同乡会会长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不错的中餐馆服务生工作，很快挣到了学费(约1000美元)，开学后，我一直利用周末打工。

　　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我又转到罗格斯大学读图书馆专业，因为这一专业当时在美国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结果不到一年，就被马里兰大学图书馆聘为管理员。我的《海外排华百年史》就是在马里兰大学期间完成的。在当时，大家毕业后能找到工作安顿下来的占少数，找不到工作的大有人在，他们中有很多是继续打工并等待着有合适的工作，但有少数人在漫长的等待和极度悲观后精神出现失常。当时华人留学生中自杀现象也偶有耳闻。

　　这些在美国毕业的留学生找不到工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由于美国实施“国籍配给制”的移民法。其移民配额是1924年定制的，它是根据1890年美国人口的国籍比例分配的各国移民额度，目的是为了保证以西北欧后裔为主的美国种族比例，其结果是94%的移民配额给了西欧和北欧国家的，当时每年可以以移民身份进入美国的人数只有105名，而且这些华人是指全世界的华人，而不仅仅是来自中国国内的华人。在这种国际配额制度下，中国并没有被看做一个国家。庆幸的是，1965年美国新移民法取消了这种极具种族歧视的国际配额制，新的移民法规定任何国家不论大小每年都有2万名移民名额。我正是得益于这一新的移民政策才顺利取得移民身份，后又成为美国公民。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华人留学生主要来自台湾和香港地区，只有极少数来自中国大陆。中美建交后，大陆开始派遣大批留学生出国。其间，来自大陆的留学生本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82年以前，留学生整体年龄偏大，而且很多留学人员在国内已有一定业绩，他们在美国留学访问一两年后又回到中国。80年代以来，留学美国的大陆留学生人数日益增多，而且队伍也越来越年轻化，不少人在美国攻读了博士学位后，希望延长留美时间或者在美国工作定居，那些在出国前已经结婚的大多会申请配偶伴读。

　　此外，华人留学生在经济境遇上也有了很大改观，从上世纪80年代大多数留学生依靠学校奖学金或半工半读，到90年代以来学生学费和生活费来源更呈多样化：有很多留学生的家庭条件比较好，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可以供自己的孩子在留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即使打工，其状况也较之以前有了很大变化，如今在美国各个大小城市中餐馆随处可见，因此自费留学生的工作机会也增加了很多;还有一种新情况，由于中国文化和语言在美国也越来越受到青睐，不少大学开设了中文课，这为那些没有奖学金或助学金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国内安定，在美华人的整体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

　　我在美国求学、工作和生活了50多年，到美国罗格斯大学以来都生活在华盛顿特区近郊的马里兰州并在大华盛顿地区工作。在留学和工作期间，作为早期华人留学生，我有着比较坎坷的经历，并亲眼目睹了海外华人尤其是华人留学生的生活变迁。这些经历促使我一直十分关注华侨在海外的发展和美国对华移民政策的演变，这是我写《海外排华百年史》的初衷之一。我深刻地感受到美国的移民政策与中国的强盛与否，与华人留学生的命运休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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