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在唐人街瞎逛了,这“瞎”一如从前的盲婚,遇着什么算什么。我并无预谋,口袋里既没有老婆硬塞进的购物单,也不想找人陪着喝下午茶。信步而行,照例满街是同胞和聊备一格的异胞,市声是乡音加上稀薄的英语。我素来不爱“瞎拼”(Shopping),上街一般带着强烈的功利主义,但今天不是。闲暇的视线所及,说不尽的新鲜感。

我走进一家糕粉店。来过上百遍了,不是因为牌子响亮,而是因为它位于闹市。店面拥挤非常,一个长柜台和柜台后的货架,占了四分之三的空间,却在过道上放上两张迷你圆桌,顾客在柜台前付钱拿货,腿部几乎挨近圆桌的边,居然仍旧有食客安之若素,坐吃每块五毛的糯米糍。

不过,这等不算赏心悦目的景致,没有败坏我的兴致。我不但喜欢这里的葱油饼,它的味道酷似老家的咸煎饼,而且喜欢欣赏这里的售货员,干练,沉着,一色台山老乡,都是女流。不过,我并非为了看美女。若说外观,她们不算美,却胜在健康和敏捷。她们在柜台后狭窄的一隅,互相闪让,侧身而过,招呼客人,从蒸笼和柜台拿食物,装包,算账,收钱,好似在田垌里挥镰割稻子,翩然酣然,看着爽气。

我买了一些包子,面对盈耳的乡音和笑声,忽然想起,没有写唐人街的女乡亲好些年了。

我曾被晾晒在铁丝网上的白菜干感动。一双青筋和皱纹重重叠叠的老妇人的手,利落地把煮成乌青色的白菜从桶里捞起来,在老人公寓楼下的的铁丝网上摊开来。阳光正好,白菜帮子和老婆婆额头雪似的头发都闪烁着迷幻的光。仿佛听到黄莺在近处枝头的歌唱。在乡间,冬天晒制、储存的白菜干,到了盛夏,佐以蜜枣和果皮做汤,是消暑的上品。土气的食物,被女人轻而易举地照搬到万里外,成为全球著名旅游胜地的一幅远东乡土风景。

我曾被街旁肩扛50镑米袋走路的女性感动。她个子矮小,白色米袋压着瘦削的肩膀,很是触目。她在上陡坡,呼哧呼哧的喘息隐约可闻。异乡日子的重担,就这般承担着。她并没把这当回事,从车衣厂下了班,上街买菜,捎带把米也买了,省得当建筑工的丈夫到了假日开车来一趟。

我曾经被清晨校园旁边的一幕感动。母亲陪着女儿上学去,一路上,母亲絮叨着,女儿撅着嘴。看来,母亲的话并不中听。母亲是过来人,她太明白女儿的伎俩了,教训总是命中要害,女儿受不了,宁愿和光会哄人的父亲一起走。然而,深沉无比的母爱写在专注的脸上,为女儿抻衣服下摆的手势上,并肩的影子上。女儿迟早会晓得,母亲是最爱她的人。女儿进了校门,母亲站在围墙外,默默看着。她不懂英语,她把对今天的遗憾与对明天的期许全压在后代身上,眼神像早晨的太阳。

一年年,在唐人街,我和提着购物袋,袖口挂着线头的衣厂女工擦身而过;在婚宴上,和忽然不可思议地珠光宝气起来的女乡亲见面,免不了大惊小怪地叫,努力回忆上次见面是哪一年。岁月真是不饶人,刚来时我喝她们的喜酒,如今轮到喝她们的儿女的喜酒。渐渐地,我把她们忘记了。“落日故人情”,说得多确切!渐次趋于冷漠和黯淡,是余晖的宿命。谋生的忙迫和人际关系上要命的疏离,一似锋利的海平线切割火红的一轮。时间把和村头井台连带的一切解构,女乡亲的面影浮现在偶尔到来的乡梦,倒映在梦里的井水上。

突然,我被糕粉店女工甜甜的一声:“靓仔,馒头是刚蒸好的,买几个?”惊醒了。

我盯着收银机前两个穿着花围裙的身影,竭力回想,在哪里见过她们?也根本没想到到了这岁数,还有人赠予我这仅适用于年轻人的“高帽”。女工走近我,又叫了一声。我噗哧笑了,摇摇头。只有进城不久的乡下人,才认为它和称天下女人为“靓女”一样无往不胜。

然而,这么一来,我不得不对她细加端详。我敢打赌,她是小同乡,尽管她操着省城话。可爱的同乡几乎免不了两重误会:一,离开家乡,就得摆脱土气,最表层的土气是乡音;二,到了外国,就要摆“见过世面”的谱,“谱”首先体现在口头上。而且,我断定,她移民到这里,顶多一年,看来是个新乡里。她模样姣好,可能是被持绿卡或公民护照的男子回乡娶来的过埠新娘。

她也许与糕粉店的其他女同事,和我一样,来自南海滨的珠江三角洲末端。也许是井蛙之见吧,我总以为,只有我的家乡,才出产这般可爱的女人。她们未必妩媚,南国的骄阳,年复年地给她们的皮肤抹上一层褐黄,拿“肌肤似雪,吹弹得破”这些适用于“北国胭脂”的词语来形容她们,大抵和称老头子们为“靓仔”一样无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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