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精英比较有活力，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因为他们更注重全面发展，更注重训练。反观国内精英，大多比较文弱，缺乏朝气，口号、程式，大话、空话很多，行动力、执行力却比较差。各种原因当然很多，其中重要之一是国内的精英培养机制有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美国培养精英的做法。如果我们对精英培养机制和培养内容不重视，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崛起，难度是很大的。

    什么是精英

    精英，或者称战略性人才，是个很值得讨论的题目。这里首先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精英？精英，一定是有所担当的人，有社会责任感的人，而绝不能是蝇营狗苟之辈。真正的精英，他身上一定带有一些利他的东西，不是完全为了自己。这是精英的一个必备条件。

    以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领域的情况为例来做具体的说明，哈尔伯斯坦的《出类拔萃之辈》、艾萨克森和托马斯的《美国智囊六人传》，以及詹姆斯·曼的《布什战争内阁史》等传记作品。这些书中对艾奇逊、哈里曼、凯南、麦克罗伊、洛维特、邦迪兄弟、麦克纳马拉、罗斯托、拉姆斯菲尔德、鲍威尔、赖斯、沃尔福威茨、阿米蒂奇等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界精英的成长及活动，有惟妙惟肖的描写，有助于增加我们对美国精英养成方式的感性认识。掩卷之余，你可以对书中人物做出或褒或贬的评价，但你一般不会否认，这是一批有理想、有追求、有能力并且关心公共事务的精英，美国这个国家的大政方针为他们所引领。

    美国培养精英的一个重要理念：尚武精神与体育运动

    具体到精英的培养，大学里面的培养机制还是比较关键的。当然我们不否认有草根出身的英雄，而且国人还经常说，英雄莫问来路。但社会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应该说大部分人才还是经过大学的正规教育训练出来的。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十分复杂，不像我们那样有一个统一的体制。从精英大学到普通大学，从研究性大学到小型的文理学院，从州立大学到私立大学，各种类型，应有尽有。不管是什么样的大学，从学生录取方面来看，美国比我们更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发展潜力。除了SAT、GRE和GMAT这样的标准化考试之外，推荐信、研究计划、习作、课外活动等也都是很重要的指标，这无疑有助于引导和鼓励学生全面发展。

    中国从小学就开始教育要德、智、体全面发展，但遗憾的是没有落到实处。就拿体育来说，正如中国留美学者薛涌所观察到的，美国精英层中运动员出身或者喜爱体育运动的人高得不成比例。他们在大学时代往往喜欢参加各种体育项目，如橄榄球、棒球、篮球、皮划艇等。参加体育运动，在激烈的竞争中使你的体力达到极限，这有助于一系列优秀品质的培养，如全力以赴、坚忍不拔、公平竞争、团队精神、尊重规则、强身健体，等等，而且还能找到一些志同道合者，为未来的事业编制人脉。在美国大学里，学生的领导能力常常是通过参加某某运动队和某某社团的活动来体现的。光是闷头学习，即使成绩再好，可能也不为人看重。

    小布什的身体强壮，当总统时公务再繁忙，也要挤时间骑山地车和跑3英里。还有拉姆斯菲尔德，上大学时是普林斯顿摔跤队的，要不是因为肩伤，本来可以入选美国的奥运代表队。前总统福特，原来是密歇根大学橄榄球队的，水平之高几乎可以当职业运动员，但后来他选择去了耶鲁，毕业后开始从政。赖斯年轻的时候练花样滑冰，据说具备专业水准。其他例子还有许多，美国精英对体育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体育运动、强健的体魄与尚武精神是密切联系的。西方自古希腊以来便有一种尚武的传统，当代美国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成为其培养精英的一个重要理念。尚武精神在当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重视体育。而在中国方面，长期以来则是尚文轻武的传统占上风。历史学家雷海宗先生早就提出过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是“无兵的文化”。春秋战国的时候，还是贵族在打仗。从那以后，兵的文化就日渐弱化，好男不当兵的观念流传甚广，这与西方的情况大相径庭。

    美国战略精英的培养机制

    1.耶鲁大学的大战略研究：阅读经典、海外游历与现实关怀

    耶鲁大学的大战略研究以历史路径为主。冷战史名家约翰·加迪斯教授和曾撰写过《大国的兴衰》的名教授保罗·肯尼迪，都非常重视通过研究历史来探究战略。他们在耶鲁大学设立的大战略研究项目，大致分为阅读经典、海外旅行和当代重大问题讨论三个板块。学生进入到这个项目后，春季学期被用来大量阅读经典著作，读修昔底德，读孙子，读马基雅维利、伊丽莎白二世、美国的开国元勋、康德、梅特涅、克劳塞维茨、林肯、俾斯麦、威尔逊、丘吉尔、两个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凯南、基辛格等人的著作。培养战略精英，不了解过去伟大的思想怎么行？不研究战略思想发展史怎么行？

    夏季小学期学生们被安排到海外旅行。耶鲁特别鼓励学生到世界各地去游历，主要不是看那些名胜古迹，而是到那些普通观光者不怎么去的地方，比如说，你可以沿着古代的丝绸之路去看看今日的输油管道；你可以先到圣彼得堡学一个月俄语，然后花两个月时间途经西伯利亚回国；你可以到叙利亚、埃及去学阿拉伯语；你可以去中国那些外国人平常不怎么去的地方，了解一下中国的风土人情。这有点像田野调查。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海外经历，一方面使学生增加对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了解，另一方面把他们置于一种自己不熟悉的、带有挑战性的环境中去磨练他们的意志，增加他们的自信心。

    回来之后，在秋季学期开始时讨论美国所面临的当代重大问题。这时候学生要读亨廷顿、福山、扎卡里亚这些人的著作，然后让他们分组进行辩论，假定自己担任国家公职，肩负着重要的职责，你要指出现在美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美国到底要维护什么？美国的最大威胁是什么？然后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说服同学、说服教师来接受你的观点。可以想见，这一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训练，对培育学生的战略素养将是很有帮助的。

    2.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走科学技术与跨学科研究之路

    美国海军预备役军官团的一次课程，相当于中国的国防生制度，但是历史更悠久，制度更健全

    斯坦福大学集中搞战略研究的地方，是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该中心的突出特点是重视科技与战略研究的关系，开展真正的跨学科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分成两大拨儿，一拨儿人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包括核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研究导弹的等等；另一拨儿人则是搞人文社会科学的，包括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这两拨儿人整天在一个屋檐下搞研究。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如果要提出一项政策，那么该政策在技术上的可行性如何，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而对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来说，他们在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识、在政策的敏感性等方面可能就稍微欠缺一些。一项政策的历史变迁、在法律上如何操作、如何将技术上的可能性转化成政策，这些问题，他们不太擅长，因此也就需要由一些搞人文社科的来帮助，来协调。两边一搭伙儿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中心的跨学科研究取向也体现在中心的教育功能上。中心为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开设的课程有“军事技术与国家安全”、“核武器国际史”，以及通过模拟来解决国际危机的课程，走的都是技术与战略研究的结合之路。中心还设立了一个本科生国际安全辅修项目，从斯坦福不同专业但都对国际安全问题感兴趣的本科生中选拔优秀者参加，集中学习一年课程，包括实习和撰写有政策意义的研究论文。另外，中心还设立奖学金，将全美名校中从事国际安全问题研究的有前途的年轻人吸收到中心的博士后和博士前项目中，让他们与中心的研究人员密切互动，从而将研究和教学很好地结合起来。

    斯坦福的这套做法，对国内的战略研究来说很有借鉴意义。北大在国内也算是顶尖大学，但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几乎看不到类似斯坦福那样真正的跨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机构。不同领域的专家很少有机会能坐下来一块儿交流、讨论、合作攻关。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两年多前成立了一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打算在这个方面做一点努力，但未来的路很长。无论是在观念意识方面还是组织架构方面，中国的跨学科战略研究与美国相比，都还有很大差距。

    3.哈佛的战略研究：重决策过程与案例研究

    哈佛的战略研究分好几个单位，一个单位是哈佛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亨廷顿曾长期担任这个中心的主任；基辛格出道之前也在这儿。后来在该中心下又成立一个奥林战略研究所。在过去近20年中，奥林国家安全项目通过为美国国家安全领域优秀的年轻学者（包括博士待位人、博士后和高等院校的年轻教员，每年10人左右）提供奖学金的方式，为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界培养了很多人才。这些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圈子。

    目前来看，在哈佛的战略研究中，更为活跃的是设立较晚的肯尼迪政府学院。从1960年代起，在政治学家诺伊斯塔特，外交史学家欧内斯特·梅，以及他们的学生、现任肯尼迪政府学院名誉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持续努力下，发展了一条从案例和决策过程入手来研究国际战略的路径。艾利森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所归纳出的三种决策模式，便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范例。在长期关注决策和案例的基础上，肯尼迪学院开设了各种高级别的战略培训班，与政府部门合作，培养各类战略研究人才。

    4.麻省理工学院的安全研究项目：与军方密切合作

    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安全研究项目（Security Studies Program，简称SSP项目）在美国大学的安全研究领域中是名列前茅的。该项目的前身是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在冷战时期主要做宣传战、心理战和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研究，后来研究重点转向军控和苏联军事等领域。MIT是一个以工科为主的学校。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它跟军方的关系特别密切，好多大实验室的研发依靠的都是军工项目。MIT安全项目的规模在美国大学中大概是数一数二的，为美国培养了不少高水平的战略研究人才。在这里只简单介绍一下它独特的“军事研究员”(military fellow)制度。

    所谓军事研究员制度，就是MIT跟美国军方签订协议，接受来自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现役校级军官到SSP项目做一年访问学者。他们可以参加SSP项目的所有课程与活动，一年访问结束后，从其所在军种的院校取得学分。我们知道，军事人员有自己的专业知识，他们到MIT来，可以给这里从事战略问题研究的师生传授很多军事知识，弥补他们知识结构上的欠缺。另一方面，军事研究员们也可以充分利用大学的智力资源，在开阔自己视野的同时，把那些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难题提供给专家学者们研究讨论，寻找答案。这对双方都大有好处。搞战略研究的，军事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对战役、战术这类东西完全不了解，上来就谈战略，其实是相当困难的。

    5.哥伦比亚大学的军事行动与战略分析研讨班

    哥伦比亚大学的战略研究与教学也非常重视军事。哥伦比亚大学有个战争与和平研究所，它主办的一个名为“军事行动与战略分析”的暑期研讨班（Summer Workshopon Analysis of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Strategy，简称SWAMOS)每年夏季开班，主要讲授和讨论军事及战略问题。暑期班的学员，一部分是研究安全问题的博士生，另一部分是在大学中从事国际安全教学与研究的年轻教员，每期学员大约有20人，时间大概是三个星期左右。研讨班的讲师基本上是全美这个领域中最好的专家，有大学教授，有智库中的研究人员，还有政府部门中的相关人士。讲授的内容包括战略思想、陆海空军的基本知识、军事预算、常规战争、反叛乱战争、核战略等。每天上午上三个小时的课，中间休息15分钟，下午分组讨论两小时，然后是师生自由交流和体育活动，晚上再安排看战争片，看完之后还要讨论各种战略战术和战争伦理问题。去参加研究班之前，已经被要求先完成1000页左右的阅读量，材料寄到家。研讨班开班后，每天要看个七八十页材料。这样三个星期下来，等于上了一门本科生、一门研究生的课程。

    通过考察上述这几所大学的战略精英培养机制，可以使我们认识到美国在培养自己的战略精英方面是多么地不遗余力而又行之有道。相比之下，中国的精英培养机制却存在着种种不足。许多口号都飘在空中，落不到实处，形不成真正的生产力。最重要的是，人的精气神，无论是在精英层次还是民众层次，都做得远远不如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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