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高考弃考人数达到84万，而今年预测弃考人数接近100万。其中，因出国留学而选择弃考者达21.1%.相关统计数据，也力证这波“弃考留学潮”的冲击力：今年赴海外读高中的学生比往年增加两到三成，高中毕业参加“洋高考”赴海外上大学的学生，比往年增加一成多。

　　伴随这股留学潮的是第三波移民潮。根据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第三波移民潮正悄然兴起。为避免把孩子孤身扔在海外，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这一群体希望孩子能在自己的监护下完成学业，举家移民成了这些中产家庭的新选择。

　　“闭上眼睛嗅一嗅那里的味道，太不一样了”

　　铁了心要出国读本科的上海高二学生寇睿琦，已经寻觅一所美国高中的交换生机会多时。去年夏天参加“哈佛模联大会”巡游美国高校的记忆，还停留在她的鼻腔里：“你在校园，闭上眼睛嗅一嗅那里的味道，太不一样了。”

　　上海四大名校之一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高二的十一个班级，在这个暑假过后，将被分成两个预录取班和九个平行班，再以高考加试科目的不同，划分为物理、化学、历史、政治等班级。

　　从那一刻起，同学们就将与大学的专业录取、未来的职业取向、乃至人生规划对号入座。也正是在这个时段，“高二下学期，到高三上学期，是学生流失的高峰。”复旦附中教务处的徐老师说。

　　寇睿琦还在寝室里和同学们复盘这次期末考试，每当大家的答案相合，她都会大口喘息，作如释重负状。“睿琦，你还有什么好紧张的？”

　　虽然作为分班依据的此次考试结果，无以影响到她的高考起点，但申请高三赴美国高中交流学习，每一次平时考试牵动的平均成绩，都会关系到国外录取考官对她的评价。

　　寇睿琦的小学、初中阶段教育，是在河南完成的。为了投考上海“四大中学名校”之一的复旦附中，她早早就当上了“考试移民”.在高三分科的节骨眼，她却提出弃考留学的想法，让父母顺理成章的“复旦梦”破碎。

　　寇睿琦说，这两年间，不仅学前课后，常有国外的名牌高校前来设摊宣讲，每次一两个金发碧眼的老外，架起一面面花花绿绿的校旗，“能不看得我们心旌招展么？ ”

　　“初三复习一整年就让我失望极了”

　　寇睿琦的书架已经打包净尽，案头唯留一本被称为“红宝书”的美国大学入学考试词汇。在同一栋寝室楼里，有几张宿位已腾出了近一周。寇睿琦的几位同学干脆选择了休学，踏上各自的出国求学之路。陈之问就是其中之一，她的投考方向是英国牛津大学。

　　陈的班主任胡小群介绍：今年他班上45位学生中，已有4位先后休学，选择放弃高考，转而准备留学国外。而这一比例在年级中约占20%,“很自然，人往高处走，我们的尖子生都以美国长春藤高校为目标”

　　陈之问因为数理成绩突出，而又喜欢绘画，她的理想目标锁定了牛津建筑系。“虽然国内的清华、同济、南开建筑系也不错，但知识传授方式不一样。而且听说国内的文科生，大学就算不好好听讲，只要开考前挑灯突击一周，成绩也会不错，我心里就发毛了。国外的高校是抓得很紧很紧的。”陈之问说。

　　为此，她从英国高中毕业考试ALEVEL的六十多门课程中选择了数学、物理、经济学三科作为攻读方向。像陈之问这样高二报读入学的学生，要经过一到两年的大学预科教育，才有机会被英美大学录取。

　　陈之问休学之后，选择了“剑桥中心”作为出国的跳板。

　　在2003年英国本科教育对中国留学生开放之初，赴英求学大多必经英国当地一到两年的预科或者高中教育，需付出50万元人民币的代价。而国内的“剑桥中心”通常开办四个年级，招生对象覆盖了初中毕业生到高中毕业生。

　　陈之问从高二入学A1年级（两年课程），自有一番打算：“其实，初三复习一整年就让我失望极了，人都快闷得发霉了。高三又炒一年冷饭。”

　　“我们只能把尖子学生往外推”

　　复旦附中国际部的负责人吴小新校长对此也只有摇头的份：“我们的学生都是尖子，因为国内以高考为导向的教育政策，也不得已搞些应试教育。实在是对学生才能的最大浪费。”

　　校方的一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放开高中生留学以后，复旦附中每年有四五十名学生，最终被世界排名前五十的国外高校录取。而在五年前，该校每年的出国留学人数还只有零星的十来人，且多由公派或校际合作的模式成行。

　　目前，上海外国语大学附中、复旦附中、格致中学等重点中学的出国留学比例已逼近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

　　陈之问等准备出国的学生，听说学校的国际部打算在近两年开办国际文凭课程（IB），曾想报读，但遭婉拒。

　　吴小新校长无奈地说：“像我们这样搞精英教育的学校，早就提出学生需要差异化培养。教育改革的本质也就是让课程能适应每一个孩子，让孩子能选择课程。但是，IB的一套课程，就因为历史课本对朝鲜战争的解读角度问题，公立学校一直没有获批使用。我们也只能把尖子学生往外推。”

　　“人才流失越来越低龄化”

　　“以前，国外的学校来我们学校招生，我们都是看在面子上，给他们两个尖子，帮他们拉拉生源。但现在人才流失越来越低龄化。”吴小新说。

　　陈之问坦言：“父母从小学开始就希望自己能去国外接受高等教育。”陈之问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分别从事材料和机电方面的研究。

　　上海实验中学剑桥教育中心主任章良接触到一半以上的低龄留学生，都身处中产家庭，父母多是外企高管、国有事业单位领导、公务员。“很多父母本身就在国外取得了硕士、博士文凭，他们从自身的留学经验出发，希望更早把孩子送出国，更早融入国外的教育体系。而并不是谋求将来的经济回报。”

　　弃考留学生的跨地域流动也蔚然成风，目前上海的留学培训学校中，约有一半为外地生源。“这固然有外地高考压力更大的原因，但是国外优势的教育资源才是吸引力的根本。”章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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