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学院的中国群体基本上分为两类人，一类是读学位的学生;另外一类就是交换和访问学者，读学位的学生多属于体制外，做学者的多是体制内的。
刚进校时，我就看到了一篇新华社的摘要，号称中国启动1万名后备干部的选拔，为18大做组织准备。当时几位中国籍梅森学者还讨论过这个话题，最终结论是这种选拔基本上就是体制内的资格赛，和我们这帮人没多大关系。梅森学者中的几位先后选择从体制内走了出来，所以我们毕业后的规划多不会直接瞄着政府职位。
肯尼迪学院其它硕士项目的中国学生大都比较年轻，来美时间不长，想法不一而足，对将来具体做什么的考虑动态性较强，其中不乏打算将来打入体制内部的有志青年。我个人觉得有意思的是，今年某两年制硕士项目的几名中国新生全是大学生党员，而且靠拢组织的想法很强烈。一次中国驻美使馆的官员来肯尼迪学院做讲座，刚结束其中一名新生就上去打听怎么交党费，旁边的老外有点摸不着头脑。
当然，除了梅森学者及其它硕士项目之外，肯尼迪学院也没有忘记体制内的中国政府官员们。2002年，肯尼迪学院、清华大学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签署了举办为期五年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的合作协议，每年一期，每期招收和培训60名政府官员，参加培训的学员为地市级或司局级以上国家干部。此外，学院的全方位中国策略还包括定期招募省部级干部到哈佛接受培训，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就曾在肯尼迪学院短期进修过。今年同时在肯尼迪学院进修的省部级干部就有三位，加上另外一位正司级干部，他们被戏称为“四大巨头”。
中国学生和学者之间的关系总体还算和谐，大家也经常有机会一块儿聚会和上课，但我感觉其实体制内外的泾渭分明，起码在不少人内心深处存在这样的楚河汉界。今年10月中旬李源潮到肯尼迪学院演讲，据说票数有限，学院的学生被要求在网上抽签，结果最后除了几名中国学生会的负责人，我身边的中国同学好像没有谁有幸听到演讲。考虑到学院的中国学生总共也就20人左右，整个过程和结果难免给人以体制内外有别的遐想。
尽管接触不多，我对一些接受短期培训的政府官员印象很深。其中有几位眼光尤其老道，谁是什么人能干什么事心里门儿清，只不过有人对此直言快语，有人虚与委蛇，表现形式不尽相同而已。另外，他们虽然基本符合我心目中体制内政治或技术官员的形象，但难能可贵的是大部分人都比较珍惜在哈佛的学习机会，在宽松的学术环境下能够尝试换位思考，并且愿意试着用英文和同学老师直接交流。我曾听过两位上海市官员用英文讲上海城建的案例，市政府副秘书长肖贵玉主讲，市人大办公厅外事处的罗杰辅助，加上教授的穿插式引导，课堂效果就很不错。
风物长宜放眼量，肯尼迪学院和梅森项目究竟对中国能有什么影响力还需历史去评说。不过，我个人比较认同梅森学者体制外生存和发挥影响力的说法，这也是我当初和梅森项目主任Gonzalez-Pose女士面试时所表达的观点。同时，如鲁迅所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消除体制内外的差别需要时间，但更需要人们进行勇于打破框架的可持续性思索和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给在国内鲜为人知的梅森项目乃至肯尼迪学院多一点曝光率不失为好事，至于它们是否和中国目前的体制对接充其量是个技术性的次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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