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5月10日《北京市鼓励留学人员来京创业工作若干规定》出台后，留学生们来去自由、子女入学等都能享受市民待遇，甚至在国内获得的收入都可以兑换并寄出国外。这一条条优惠政策把“回国创业”弄得热火朝天。毫无疑问，海外学子们已经感受到了祖国召唤的声音，也了解了中国发展的步伐和速度。说创业的时机已经开始到来，谁也不会否认，可是“归国”仍仅仅是不少学子头脑中的想法，是什么阻碍了他们归来的脚步？

创业机会就在眼前，他们还在等什么？

“家庭其实是最大的症结所在。”工作在美国硅谷的卢国文博士认为，“我们是搞科研的，又都是从国内苦读十几年然后出国奋斗这么久，创业的苦大家都承受得了。可是我们大都已在硅谷成家立业，回国之后，太太和孩子放在美国吧，两地分居太痛苦。可是把太太带回来，既耽误了她在美国的事业，孩子也是个大问题。我儿子大的10岁，小的才1岁，回来小的有可能上不了户口，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成了‘黑户’。再说，国内的环境、生活条件和质量确实和美国存在着很大差异。在硅谷，我们轻轻松松一年就能赚20万美元，可是在国内一年能挣出160万元人民币吗？还是有点儿困难的。”

一直居住在加拿大的肖庆涵博士也认为：“家会是回国创业中的最大问题。在美国的学子可能还会考虑把全家移回国内，但居住在加拿大的基本不会。加拿大，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生活中并没有太多不平等的感觉。子女的教育问题也不用挠头，一切都十分正规。孩子在加拿大也已经习惯，回了国汉语不好，还有可能跟不上。我若在国内创业，肯定更没时间管他们。而且，国内的孩子也都争取到加拿大或美国去留学，他们已经在加拿大了，还折腾什么呀！可是他们要留在加拿大，我回来半年、一年还好说，时间长了，夫妻之间肯定会有矛盾，要打架的。这些具体的细节，我都权衡过了，想回来决心还下不了。”

政策虽好，能不能真正落实也是学子们担心的一个问题。“我们都能看得出，北京欢迎我们留学生回来。这次政策上的优惠也相当大，有些条件让我们都很吃惊。

但政策是靠人来实施的，政府的上层都非常迫切，可是到下面做具体事务的时候，难保我们不会碰钉子。这一点连政府的领导也非常清楚。我们去参观中关村，连管委会的陆主任也能了解，国内的服务存在着太多问题。”吴安其博士说，“创业是一个十分复杂、辛苦的过程，要想回国创业，就要做好思想准备，在真正的运作中拿出决心来，否则吃了一两个苦头就放弃，事业还是做不成。”

居住在德国的罗远苏博士说：“国内的服务经常会让人非常不舒服。我从德国来，身上只有马克，可是到银行去兑换，跑了几家银行根本没人理你。最后还是亲戚朋友给我的人民币。我当然不是要求贵宾一样的待遇，人们也常说德国人排外，可是在德国，走进任何一家银行都会有工作人员上来主动问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在国内连基本的服务都享受不到，我们哪儿敢把事业搬来。”

“留学生们不敢回来创业，不少是怕回国之后实事还没做，办手续就累死了。”蒿坤岳博士对回国创业的困难了解颇深，“在美国，人除了工作压力之外，生活非常简单而且轻松。办公司，个人不需要提供资本，27元美金就能办成。就是要成立个有限责任公司，自己去办，800美元加两个星期，手续就全齐了。可是我们回国还要签证，进门都这么难，更不要说干点儿实事儿了。没有健全的管理系统和真正的平等竞争机制，我想大多数留学生不会选择马上回国创业。”

虽说国内还有种种不便之处，但每一个学子心中都有着回国创业的潜在念头，更有不少人已经开始了行动，他们的经验是“两头跑。”

经常在国内、国外飞来飞去的卢伟博士认为“两头跑”的作用更大：“电信业是一个飞速发展的产业，在这一行中，一个星期知识就会更新。如果我放弃了在硅谷的工作回国来，就等于放弃了信息源。可是没有更新的知识，很快就会落后、死亡。所以我不能放弃硅谷。但是这也并不等于就不回来创业了，政府现在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和重视我们都能感受到，北京的环境也很成熟，现在不少学子都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经常来回，把先进的知识技术带回来，让国内和国际之间密切沟通。这不仅能让我国仍不先进的技术有较快的提高，又能保留自己现有的研究条件不至于落伍。而且这样生活、子女、家庭等一系列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对于像我这样的人，留在国外可能起的作用更大。”现任德国一家大学副校长的丁先春博士说：“我在学校主管科研，学校里的100多个科研项目都由我管理，这是一个群体优势。我可以做中德技术交流的桥梁。我所在的这个位置比我单枪匹马回国来，再去与国外交流要容易得多，也比我一个人回国做出的贡献大。国外先进的不只是技术，管理更为突出。我在德国可以为中国引入先进的技术，帮助联系交流合作，起到一个窗口和桥梁的作用，比我回国成为一个单方面的技术人才对中国的作用其实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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