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Pitt大街451号，万盈大厦，这里聚集着十多家留学中介机构，他们的兴衰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澳大利亚接纳中国留学人员的发展轨迹。每年的高考之后，这里的工作人员便会开始新一轮的忙碌，不少的中国家长希望选择这里的学校，作为孩子人生的下一站。吴瑞霞太平绅士就是这栋大厦里一家名为澳洲留学辅导中心的中介机构的老板，20年来，她在这个行业里见证了中国留学生的变迁。

二十年前：

留学生周末集市上捡菜叶

“澳大利亚政府的留学生政策起初比较松，只要有钱负担学费，什么人都可以来；因此，早期中国内地的留学生背景可以说是参差不齐，什么样经历的都有。不过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多少钱，很多人都是向亲戚借了钱来的，由于英文不好又找不到工作，生活得比较落魄。有的留学生只能去找刷油漆的脏活累活。”

吴瑞霞还记得这样的细节——周末的集市上，一些中国学生到处捡剩下的番茄和菜叶，可卖菜的人却当面把这些番茄菜叶踩烂，也不让他们拿走。这让她看了非常难过，“其实当时澳洲的就业率比较高，找工作并不是很难，但是他们不会讲英文，所以很多工作就不要他们做。”1988年，希望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中国留学生的吴瑞霞开办了澳洲留学辅导中心，为初来乍到的中国学生提供生活和就业方面的指导。

十多年前：

12岁“小留学生”漂洋过海

“那时候中国留学生中有些已经三十多岁；而90年代中期到2004年赴澳的‘小留学生’特别多，占全体留学生的六成左右，超过了攻读研究生的。”吴瑞霞说，当时的小留学生很多都是通过在澳大利亚的亲戚的介绍，在澳大利亚安排好家庭、课程甚至接机，可以说是安排好了一切。很多父母认为在国内读书不好，送到国外就能读好。

“我们曾经服务过的最小的学生才上初一，12岁多一点。由于他们年龄太小，缺乏必要的自理能力，现在澳大利亚政府则要求至少要读完初三，十五岁左右才能来这里读书。”当时也不允许家长陪读，孩子处于完全没有人管教的状态。有的学生刚来到悉尼两个月，就学会了抽烟、黑头发立马变成了黄色。还曾经有三个学生，合伙绑架了一个餐厅老板。

“我遇到过的最有钱的一个家长，是在佛山南海做电器生意的，拥有几千名员工。他的孩子15岁，任何东西都一定要世界名牌，每年回家换四次新手机用来炫耀。”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的留学中介一项很重要的服务就是代行家长的职能。最常见的是每个学期去学校开家长会，然后把老师反馈的学生的情况，写成书面报告寄给家长。

如今：

留学不难留下来工作挺难

1997年开始，澳大利亚政府的政策方面有些松动，留学签证从需要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批准，改为由留学移民部门批准。资产情况也不再需要繁琐的证明。这也让留学中介迎来了新的春天。

每年10月，吴瑞霞都是最忙的，因为那时候高考的结果都已经出来，很多在国内上不了好大学的学生就把希望寄托在海外。吴瑞霞公司的服务规模已经稳定在每年一千人次左右，这其中大陆学生占70%以上，超过了香港。吴瑞霞随即把办事处开设到了上海、沈阳、济南、昆明等多个中国内地城市。

“现在一些内陆城市的新面孔越来越多，中国留学生数量始终在澳大利亚海外学生中名列第一。”

吴瑞霞说，现在的中国学生优点是英文比较好，很多已经不用读语言预备学校了，就可以直接插班入读澳大利亚的学校。但留学生想留在澳大利亚的大公司工作，还是比较困难的，整体上不会超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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