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寓是三十年代政府的解困房，自己住在最高一层，屋顶上应该堆满了雪；单层旧玻璃，窗户上早晨满是冰霜，白天被暖气化成水，带走了热气。室友为了节省帐单，暖气采取了定时开关。
可以想象，我的内裤、被子和思维基本上都比较保鲜。恰恰我的笔记本也有了故障，除了读书，还能做什么呢?
大学图书馆近在咫尺，走路大概五分钟。我曾经想过每天吃完晚饭，散步到那里，听音乐看录像片。可惜一直没有实现。
两个月前，我意外地在书架上发现很多中文书，有大陆版，台湾版，还有香港版。居然有《中国新文学大系》，《二十四史》，《鲁迅全集》，《资治通鉴》，当时喜出望外，就好像一个因为敏感词遭屏蔽的网站突然又打开了。于是，这几天白天在办公室烤完暖气，回家就看书了。
读旧书，特别是在这样冰天雪地里，就像与失散多年、流亡海外的老友聊天。因为自己的银行卡出了问题，取不了钱，因此买不起酒，而上班归途，要么过了六点，商店关门，或者懒得去买瓶牛奶，结果待客的居然是掺了豆奶的茶。幸好，还有热水袋，把泡茶剩下的热水灌满，到了九点时分，基本上没什么大事在心，就半躺到床上和“老友”聊天了。
上周，我借了几本80年代小说选，两本三四十年代的杂文小说集，两本台湾作家的留英散文集。此外，房间里有的几本圣经，外加一本费正清的《东亚：传统和变革》英文原版，一本英文的《疯狗和英国人》(Mad dogs and Englishmen)，作者是我喜爱的英国探险家Ranulph Fiennes，当这些图书齐备，开始了这场寒冬夜行访友的旅程。
把这些书放在一起，我没有打算把哪本确定看完，就是随手翻翻。母亲一度认为我交友无度，就是和刚见面的要饭的都可以聊上半天。读这些书也是，在不同文本和语言中对照穿插，是有讲究的。
据说马克思酷爱数学，常常把解习题当作写作之后的休息，常常把0当作除数去探索数学新定理，伟人大概喝的是咖啡，不吃大蒜，但极富用算盘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民间科学家的腔调。我一般是中文看累读英文，英文读了换成中文，两个都累了，看一段《圣经》，也是喝威士忌加康师傅绿茶的中国模式。
夜就在窗外，从下午四点到入睡，怕别人打搅了我的清静，一直守着，就没有离开过。你知道人有烟瘾酒瘾，也有夜瘾。当你熟悉了夜的习性，它就变成你的一只大黑犬，偶尔刮过的风，就是它的“呜呜”声，你看了窗外一眼，就摇摇头，低下去了，那原处的灯火就是这只爱犬看主人时候的瞳仁。总之，喜欢上了夜，就会慢慢有瘾，习惯了它在身边，就是不说话，也会知道它在午夜时分会靠得你很近。保罗西蒙不是唱过：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to you again.
看过的书中，费正清先生的《东亚：传统和变革》印象最深。这本书是下雪前一个傍晚在Oxfam花了6.99镑淘来，在我的价格表中，算是旧书中的贵重物品。就是它，精彩之处，让我竟然故态复萌，重新舍得下笔在书上涂涂画画，做注。
比如，他提到跑到陪都重庆去的国民政府，居然当年以保甲为单位搞过乡村自治选举，可惜当时记载不多；而国民党也轰轰烈烈地讨论过“党内民主化”。应了《圣经•传道书》那句“虚空的虚空”，“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翻看那两本三四十年代的杂文小说，国民政府黄金十年(1927-1937)，当年的南京，沦陷前的首都，也是大刀阔斧的搞基建，公务员和有钱人热衷炒房买地，连喜欢古董的热情也和今天一样的热衷。
海归回来起初也改学历，托关系，时间久了，变成土鳖，也就开始批评公共汽车不准时，抨击上车人挤人。看起来，我们的文化没断，国情也差不多，甚至认为国情与西方制度的不匹配，不是今天才有，也是传统观点之一。
最有趣的，当年左翼文人批评国民党和自由派的文章，与今天网络评论家的手法和话题基本一致。
假如读旧书，真是老友相逢，谈的往事，却发现与今日并没有不同。这是友谊的稳固的见证，说明过去依然在我们的心中。
另外，世事的退化不前?身在2010年最后一个月的我，突然有一种不愿进入2011年的抵触之情，这心情像被层层大雪压在底下的草，正在慢慢地发芽，四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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