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英国南部城市雷丁说起。这是一家华文媒体披露的故事。2009年10月，一位父亲从广州，远涉重洋，来到这里看在这里读书的孩子。这位父亲却不幸在10月6日在英国当地罹病，医院难以确诊病情，最后父亲觉得自己不行了，要求离开英国回广州，可能出于安全原因，医院没有签发出院的证明。11月1日，这位父亲竟然活生生地在英国死去了，临终留言四个字：我要回国。

　　我看到那张在华文媒体公布的照片，那位父亲的脸颊已经缩成了两个深深的坑。这是一起与学生有关的死亡事件，那位正在读书的儿子的才二十出头，在一个月之间，经历了生离死别。他给那家报纸的信中，提到了自己英语不足以应付如此复杂的局面。这是让我最为同情的一个处境，因为我们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和经验。

　　关于校园死亡，一直是我很忌讳的话题。因为，第一，我怕死得要命，对于死亡很敬畏。在英国，即使站在斑马线，也总想让司机先走，担心下一个司机或许是一个突然发狂的伦敦狼任;第二，校园，对我来说，总是有很多不良的记忆，而死亡仿佛就是这些不良记忆的膨化剂，因为这个黑色的结局，常常把所有的不良记忆，在瞬间爆炸，我几乎需要一个下午，一个晚上，一天，或者一个星期的时间，来让自己走出那种感觉。

　　这样走出来的经历，不是没有。几年前，我所读书的城市，也有一名中国留学生不幸意外身亡。当初我们几个朋友陪着到英国奔丧的父母料理后事。他们到的第一晚上，学校给安排了免费的住宿，我的一个朋友先去收拾房间，进门先把所有的厨房刀具都拿走了。

　　接下来就是和校方谈、和宿舍方谈、和银行谈和市政府谈。特别是与校方谈，学校的理由很英国，死者是一个过了18岁的成年人，应该对自己负责，学校对他和家属的意外很同情，但不负责。所以学费也就无从退还一说。那时候，我突然变得非常固执，对于校方的每个妥协建议，都坚持全款退还的底线，那时我拙于表达的英语，也许给这份固执，增加更为强硬的色彩。

　　事后，一起去的朋友说那几次谈判，突然觉得我斯斯文文的眼镜后面，原来有一个非常tough的心。其实，我的心里就是两个字“不服”外加一个“凭什么”，不是任何的规矩，我都必须遵守，否则人和超市里的西红柿有什么区别。

　　记得那几天，布里斯托一直阳光灿烂，夏天马上就要到来。我们最后拿到了学校的退款，终于让那位学生在当地办了一场葬礼，学生的家长是一位作家，在那篇悼词的结尾，他轻轻地说，“来，孩子，让爸爸妈妈带你回家。”我们很多人都哭了。

　　之后，我们和这位父亲开车到了Weston-Super-mare的海边，想把遗物火化，结果那里人潮涌动;之后，我们跑到学校附近的山上，在地上挖了个坑，生起火来，把东西烧掉，我记得我们喝的是黑啤酒吉尼斯和比利时啤酒Stella，还有一阵风突然刮起来。

　　之后，我去了一趟巴斯散心。刚好在巴斯教堂看到了寻找那个失踪了一百天的英国女孩玛德琳(Madeleine McCann)的海报，我看着教堂里一幅幅墓碑，每个人，出生和死亡的两个年份，不管中间长短，只被一道横杠连在一起，刻在大理石上，有的还涂了金。那天夜里，我写完了一篇文章，纪念所有这些在夏天到来之前刻消失的孩子和学生。

　　很奇怪，在英国，我总觉得有一种“就业优越感”萦绕在周围，学生常常被有一份工作的人歧视。而我始终有一种强烈的阶级意识，如果问我的阶级成分是什么，大概也就是“学生”两个字，而籍贯可以填写“校园”。

　　这么多年了，才知道这些不良记忆，是痛点，也就是生活轨迹中的穴位，只有顺着它们，你才能够找到最深刻最惨痛的日子里，你在哪里，在干什么，更让你回味的是，你此后又干了什么。比如，你一定记得大学失恋时候样子，大概忘了毕业那天自己在干什么。

　　我记得很多这样的事情，我的，你的，大家的。比如一个夏天的早晨，突然妹妹给我打电话，她开口第一句就是，谁谁跳楼了。幸好人没事。很多年后，我在南方的一座城市碰到这位朋友，一起吃饭说笑。慢慢地自己的灵魂，开始出窍，胡悠悠离地五六米，在天花板上看着这场笑语盈盈的饭局，是一幕默片时代的校园剧。

　　每一个出国的人，都怀揣着憧憬与梦想，特别是留学的人。我仔细地看了照片上这位父亲与自己孩子在伦敦地铁的合影，还有临终前病榻上的脸颊，突然觉得生卒年代之间的那道横杠，有时候会划得这么突然。

　　关于雷丁的这位中国学生，我现在只知道，很多人在为他捐款，他依然在英国，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靠一位英国牧师与别人交流;我猜他独自承担着这场变故，给自己，给自己的家庭带来的压力。我也知道你也想帮助他，如果可能，让我们一起做点什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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