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的那天正好是王文红35岁的生日。出现在笔者面前的她，一身深蓝色暗条的套裙，内衬红色的丝绸衬衣，典型的职业经理人装束。一副金丝眼镜后面是一双大大的眼睛，显得精力充沛、神采奕奕。
从北京第四制药厂的一名技术员，到32岁踏出国门去英国留学，直至今天的职位，王文红说一直是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去选择人生道路的，不断追求进步与完美。
“从我的名字上，你们就不难看出我是‘文革’中出生的。”王文红的父亲是飞行员，母亲是军医，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但父母却给予她的选择以最大程度的尊重。1988年大学毕业后，王文红被分配到北京第四制药厂做技术员。同分到这个厂的还有10多名大学生，刚开始，王文红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入厂两个月后，王文红写了一篇文章，主要是谈大学生在人生观上的一些困惑。文章被刊登在了企业的内部刊物上，王文红立刻成了厂里的名人。身为团委书记，王文红思想活跃，活泼好动，她隐约觉得自己还能做得更多。
“现在回过头来审视这段经历，我要说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中国的制药行业太落后了，几乎没有资金投入到研究开发中去，生产的产品都是国外已经淘汰的品种。后来我走出国门留学深造，看到国外的制药企业，我就想：如果中国的制药企业也能这样那该多好。”
期间她又在一家著名的医院做过药剂师，1993年到西安杨森工作成为王文红事业的转折点。工作5年以后的1998年，做到医学经理的王文红辞职了，她要用自己的积蓄去英国伦敦商学院读MBA。
伦敦商学院的MBA在欧洲排行第一，但一学年的学费要2．5万英镑，相当于30万元人民币，算上生活费差不多四五十万。上MBA时，王文红32岁了，孩子也已经6岁了，到了上学年龄。年过30的女人，还有留学的必要吗，何况孩子正需要母亲的的照顾，王文红也有过犹豫，父母的支持最终让她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留学之路。“在去英国留学之前，我已经去过20多个国家，我不甘心平庸，一定要尝试新的东西，这就是我出国留学的动机。”
昂贵的学费和苛刻的入学条件使伦敦商学院的MBA聚集了一大批的精英。王文红所在的班上，学生平均年龄37岁，60％都是副总以上的职位，有3个是花旗银行的副总裁。他们分别来自27个国家，像个小联合国，而王文红是班里最小的那个。毕业后，杨森、辉瑞等大公司到学校招人，因为出国前的工作经历，王文红最终选择英国杨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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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文红的身上，很明显地能感受到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所特有的理想主义色彩和特殊时期造就的历史责任感，说到为什么回国的时候，她很激动地说起一天晚上看到的朱镕基总理的电视讲话：“我很敬重他，朱总理说，中国不缺资金，就缺技术和人才。国家需要更多的留学生回到国内来发展，真的是这样。我们还和那些八十年代为了出国而出国的人不一样，中国有这么多的机会，我就是想做点事情，在国外你毕竟是个外国人，机会有限。”
王文红说，出国留学和以后的工作经历使她更爱国了，在伦敦商学院，包括自己在内，班里共有4个华人女孩子，一个来自新加坡，两个来自美国，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华人帮华人。不管做功课，活动都在一起。“至少不要给我们的国家丢脸，好在成绩还都不错。回到中国，我们更应该团结，不能让外国人瞧不起。我领导的团队强调大家互相帮助，不能拖后腿。”这不是豪言壮语，这是从父辈身上一脉相承的信念。在英国杨森工作时，王文红曾邀请父母去英国旅游，公司报销费用，但父母就是坚决不去，父亲还问她：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吗？
和中国的开放与宽容相对比的，是英国的保守。英国的阶层分得很细，你如果是中产阶层的人，就别想进入上流社会。“英国人对中国知之甚少，他们陶醉在自己的文化中，根本不愿意了解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有些英国人看来，中国人能买汽车，能到最好的英国学校留学，简直是不可思议。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还是‘文化大革命’，游行，举着红宝书喊毛主席万岁，老觉得我们没人权。在英国的时候，我一有机会就向他们传达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这是我能做的，也是必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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