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的战后时期，社会和经济情况都发生了转变。富商的兴起促进了两班社会的衰落，而财政困难又促使政府一再进行赋税改革和出售头衔。战前时期几乎没有过的社会地位上升的情况开始发生。富有的农民和商人获得了两班身份，奴婢也能赎身得到自由。

批判精神日益盛行，对新儒教正统性提出异议。这种精神使人们对两班失去信任。西方文化通过中国传入所发生的影响进一步促进了主张进行社会经济改革和调整的实学。

派系斗争更加激烈。由于更多的两班退出争权斗争，改为从事土地耕种，人们的注意力被引到农业问题上来。结果，农业管理技术和生产方法不断改善。私营的手工业工场取代了官营的工场，刺激了货物的生产和出售。

商业活动的增加促进了商业性农业的兴起，而商业性农业的兴起又促使农村生活开始发生变化。钱币流通的扩大为农村生活和城市经济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通俗诗歌和小说的兴起，促使人民注意社会的种种弊端，鼓励人民参加社会改革。

战后调整

战后时期的迫切任务是改组国防部队和增加国家收入。备边司实际上被提升到决策机构的地位。从战争直到选立储君等等国家大事，都由议政大臣、六曹大臣和军事参谋部将军们组成的国防委员会决定。

在战后的国防工作中，在中国南部沿海抗击日本海盗的战斗中证明有效的作战策略应该放在首要的地位。可是，这种军队训练制度需要额外的预算，必须作为税款向农民征收。先前免服兵役的私人农奴被征入伍进行训练，因此他们有了一个新的理由自认为地位与平民相等。

重建宫廷殿堂和印刷诸如《朝鲜王朝实录》、土地簿籍和人口调查案卷的复本，全都需要额外的款项。由于军备生产造成金属短缺，刻制木版进行代替。一反战前免费发行的做法，靠出售书籍来支付费用。大力恢复农业经济，因为这是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

给人民医治疾病是一种迫切的需要，这促使医学界编纂诸如《东医主鉴》这样的医学论着。该书于1610年完成。

任人唯贤的制度早已受到破坏，因为遴选文武官员的考试已变成有权势的官员和当权派手中的工具。非定期的特别考试的及第者们造成了对土地的迫切需求，同时，拥有不登记土地的做法使国家岁入大量流失。由于一些两班谋求控制免税学校土地，仅仅在17世纪私立学校的数目就增加了三倍，使学校房地产成倍增加，它们所荫庇的文人学士和学生数目也不断增加。

王亲国戚和掌权的官吏积累了战时遗弃的土地，把它转为免税财产。官职竞争变得激烈起来，因为担任一任官职很容易在经济上捞到好处。1585年一批年纪较轻的学者和一批年纪较大的学者（分别称为“东人”即东部派）和“西人”即西部派之间发生派别纷争，战后的财政困难又加剧了这场倾轧：在诸如王储的选立和王家丧葬仪式这样的问题上时常发生意见分歧。

东人派又分裂为南人派和北人派。北人派在努力设法恢复儒教国的光海君（执政年代1608－1623）统治期间得势。在满洲人崛起，明代中国要求朝鲜援助时，光海君没有忘记中国在韩国抵抗日本的斗争中曾给予援助，立即派出一支10，000人的军队。然而在满洲人将获胜这一形势变得明显时，韩国军队立即投降，从而避免了任何报复。

在发生这一转变后，光海君被新得势的亲明朝的南人派废黜。随后发生的叛乱表明有必要加强京畿地区的防卫。因此，京城周围建起了新的军营，为了保护京城，修建了南汉山城要塞。

满洲人由此感到有必要消除韩国的威胁。在满洲人第一次入侵之后缔结的和约规定，今后韩国要援助满洲人，而不是援助明朝。仁祖（1623－1649在位）于1636年拒绝承认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

于是，此时已登基为中国清朝皇帝的满清统治者便出兵进犯韩国。仁祖逃到南汉山城，接着便在汉江江岸向入侵者投降。他同意与被打败了的明朝断绝关系，并送王子去作人质。

仁祖个人的这一投降，对于君主政体和两班是个双重打击，因为全国不得不承认从属于满洲的“异教”部落。人民因此被剥夺了抵抗的机会，心中开始滋长对正统的新儒教两班的不信任情绪。

人们深感受到了奇耻大辱，同时对明朝的同情心变得强烈。农民和奴婢公开嘲笑两班，不同阶级间（大多是两班阶级男子与非两班阶级女子间）通婚所生的子女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人包括显要官员的儿子，他们仍然被视为等外人，被禁止在官府任职。

前面提到的《洪吉童传》中所描述的对严格的社会等级划分的憎恨情绪，使革命思想抬头。这部小说的基本主题思想，即所有人生来平等，鼓舞了人们的勇气，削弱了两班社会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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