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西在“十一”前一天把行李从深圳一个小印染厂搬出来时，他完成了高中毕业后4年间的第17次跳槽。
这个不满23岁的年轻人对极力挽留自己的老板说，印染厂长时间的高温和潮湿使他难以忍受，他决定换一个工作环境。
近年来，像文西这样的“80后”，陆续加入了打工者行列并逐渐成为主流。有调查显示，这些年轻人选择工作不再“唯利是图”，而是更加注重自身权益、工作环境，乃至个人心情。他们比年长于自己的“70后”、“60后”打工者更频繁地跳槽，俨然为打工部落中的“流”一族。
对以招收此类打工者为主的制造业企业来说，这构成了招工和管理上的新挑战。
“流”一族打工者
近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农村发展研究所共同组成的课题组公布了一项针对珠三角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问卷调查。本次调查显示，在被访的农民工中，1970年之前出生的人只占8.4%，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占30.2%，80年代出生的占60.0%。
出生于1983年的文西属于调查对象中的“80后”之列。2002年高考失利后，他就随县里几个相识的同龄人一同来到深圳打工。
文西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小模具厂当杂工。但三天后他就厌倦了这种打杂的活儿，于是随即去了一家制衣厂，在那里，他负责给衬衣钉上纽扣。但试用期刚到，他就揣着三个月挣的1800元辞工了，理由是跟他在同一条生产线上的几乎全部是女人。
文西最长的一份工作持续了半年，是在一个注塑厂跟模具师傅学徒，但半年后师傅的一句责骂促成了他的离开。随后，文西就在这样的找工辞工中度过了4年。
文西35岁的叔叔文建国在另一家印染厂打工，他说：“我想先赚钱供儿子念完初中，最好还能盖上一幢楼房。”
但文西没有他叔叔这样的压力，他甚至也不知道自己是在追求什么。“如果我没钱了，父母就会给我寄过来。”文西扬了扬挂在胸前的MP3说。这个音乐播放器花了他340元钱，他另外还花1800元买了一部能拍照及发送彩信的名牌手机。
虽然文建国一再提醒文西说，熟练的印染工人将会非常走俏，有的高级技工甚至能拿到五六千元一个月，但文西辩解说他只想换一个好点的工作环境。他的爱好是打台球和QQ聊天。
跟文西一起前来深圳的于涛在布吉的一家纺织厂工作，这个月薪800元的“80后”，最大的爱好是打网络游戏“魔兽”，他几乎每月都要花近百元去买游戏点卡。“我每个月拿到工资后都要先还债。”这个经常熬夜打游戏的年轻人说。
上述调查佐证了文西们的状况：“80后”农民工中只有18.2%以“出来挣钱”为主要目的，而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以及“在家乡没意思”的人共占到71.4%。
与之相对照的是，其他年龄段的农民工大多以“出来挣钱”为主要目的。其中，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有55.6%选择“出来挣钱”，在60年代农民工的比例是76.2%，70年代的则占到34.9%。
制造业的新课题
无忧无虑的文西们，却给自己的老板们带来了困扰。东莞台商投资企业协会秘书长赵维南对记者表示，随着“80后”不可逆转地来到打工舞台中央，已经遭遇种种苦恼如能源原材料涨价、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等的制造企业主们，必将面临新的更加难以琢磨的挑战。
文西的前东家——印染厂的刘老板说，他厂里大部分工人都是“80后”，这些年轻人不再将赚钱当作唯一的追求，转而更看重工作生活环境的质量。
据介绍，以前来到深圳的打工者，只要能有稳定的活儿干，他们通常都能忍受漫长的工作时间、恶劣的工作环境，以及微薄的工资。
“现在并非招不到工人。”刘老板对记者抱怨说，“而是工人们都频繁跳槽，很容易打乱生产计划。”
上述调查显示，没有挣钱的压力，“80后”打工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换工作。他们的职业流动率在各个年龄段中最高，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最“懒”的上世纪50年代生人仅为0.08次。
工资太低（22.3%）并不是被调查者跳槽的主要原因。近一半的人是因为“生活、生产环境和闲暇时间不足”而跳槽。同时，17％的人提出，“不喜欢那个工作”或者只是“想换个环境”。甚至连“冲凉房里面有蜘蛛网”、“厨房师傅做菜太咸”，也成为找寻新东家的借口。
对于“80后”种种前所未见的特性，长年依照惯性思维进行经营管理的制造企业主们显然有点难以适从——他们那套“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不再能从上一代人身上完全移植过来。而2006年的到来，预示着“90后”年轻人也将陆续融入这支劳动大军，对于他们的思维方式，更是不得而知。
“他们需要自己的空闲时间，需要人性化的管理。”刘老板诉苦说，“还提出要工厂为他们安排培训。”
类似刘老板这样的企业主现在找到了一个“专业临工集团”以解燃眉之急。“临工头”在珠三角的服装、电子等行业浸淫颇深，他们技术熟练，对生产的要求和价格也很了解；同时他们还拥有足够多的人脉，能及时组织起一大批“临工”。“临工”的工资通常是工厂工人的两倍，最多能达到10元/小时，“临工头儿”还要根据工人的工钱抽取7%~10%的提成。
但找“临工头”毕竟也是临时之计。“企业需要建立更加人性化的企业文化。”赵维南提醒他的会员公司说，“这对于你们能否留住员工，尤其是熟练员工，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而在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于长江看来，像文西这样“80后”农民工，他们和众多的城里孩子一样，也是喝着可乐追着明星长大，他们的思想观念与城里人相差并不大。“80后”农民工在乎的决不仅仅是一个钱多钱少的问题，他们更需要的是尊重和交流，希望和城里人一样享受现代生活的多样性。
“对于现在的企业主而言，与其试图按照以往的经验使用控制手段，不如为他们（‘80后’打工者）创造更加便捷的交往途径。”于长江说，“‘80后’接触城市的心愿得到满足后，他们将更具有自豪感、归属感，工作无疑也将更为积极。”
“我至今都没找到一个感觉比较好的工厂，这样跳来跳去很没劲。”文西把从老板手中接过的1100元放进一个精致的钱包里，朝远方眯了眯眼睛。他旋即又用手机拨通了一个朋友的电话：“强哥，我‘十一’先去你那里住着——我打算重新找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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