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制定并实施了新的、更大规模的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政策，为中国当代留学活动注入了新的元素。公派出国留学派遣政策除了继承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定向”、“大量”和“集中”三个主要特点之外，在留学目的国的选择和导向上主要是面向科技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中国新的历史时期内出国留学政策的核心特征。虽然改革开放初期的出国留学人员政策还明显带有试探与摸索的性质，还需要在出国留学活动实践中积累和形成新的经验并不断进行必要的调整，但在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和指导下，在相关职能部门的组织下，并经过广大留学人员自身的留学实践，中国逐步克服了留学活动中遇到的各种政策性障碍，最终开启了大量公费派遣出国留学人员和开放自费留学政策的新局面，并且为以后政策的调整、成熟与发展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我国出国留学活动的空间和规模变得越发宽泛和常态，并逐渐成为人类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相互借鉴、不断融合的重要载体和通道。
出国留学的进程表明，出国留学政策是改革开放总政策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出国留学实践是对留学政策的检验和调整的唯一依据。经过长期的观察，即通过对出国留学数据、留学活动规律、留学政策演变的研究，并通过对留学事件中整体与个案的考察，以及对中国政府管理留学事务变革与现状的分析，基本可以确定中国的出国留学活动大致从本世纪以来已经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期”。 “出国留学活动进入繁荣发展期”的主要标志有以下四个基本方面，即“四个态”：其一，国家级政策性文本文件的发布，呈现少而稳定的状态，即不再频繁发布文件，不再有限制性政策。其二，2000年以后出国留学与留学回国人员的数量呈现中度稳步增长的势态。其三，国内公众对出国留学基本上呈现为一种比较理性和理智的心态。其四，在外留学人员的学习、生活、就职以及参与社会活动也都表现出比较稳定、有序与和谐的形态。
大致在2007年前后，有人提出了中国已经进入“留学大众化”阶段的说法。但只要稍微留意就会发现，那些提出和响应这一意见者，基本固定在留学培训或留学中介机构的经营者群体，其核心目的显然是为了这一行业的利润增长甚至某一中介企业的自身利益。对此，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秘书处”杨新育副秘书长曾提出质疑，认为是否选择出国留学需要因人而异，且实际留学成行的人数远未达到“大众化”那样大的变化与程度。
就目前我国出国留学活动的基本状况和未来趋势而言，“留学大众化”的提法为时过早，或者说这样的提法还缺乏严谨的基础性研究、广泛的国际性比较和应有的数据支持。在一个有十几亿人口基数的国度里，相比每年千余万的高考报名者或数百万被录取的大学生群体，区区十几万或二十几万留学人员的流量，就被冠之为“大众化”的提法，是无论如何也站不住脚的。不过，如果说“留学大众化”的说法还具有一定意义的话，那也不应该是提出者原来概念上的“留学人员流动的大众化”，而是中国留学政策的大众化、留学制度的大众化、留学申请人志愿选择上的大众化，即留学权利的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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