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实现邦交正常化。

获知这一消息时，我正在母校大连外院回炉、进修。当时的外院被搬迁到大连庄河县的一个山沟的旧军营里。由于有的老师被借调到北京参加田中首相的接待工作，所以，我们事先已预料到这一水到渠成的结果。尽管如此，几位进修的同学还是一遍又一遍地收听广播，一次又一次地举杯祝贺。接下来，便是盼到了赴京归来的老师，我们不厌其烦地询问接待中的每个细节或趣闻逸事，那位前辈也不时得意地拿出印有“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赠”字样的小纪念品展示，就好像他参加了签字仪式似的。尽管我们尚没有从更高的层次认识这一历史性的大事件，但都庆贺只要遵守联合声明，中日两国人民就会和平相处，携手共进；我们这些学日语的青年人将会大有作为。

30年来的中日关系的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充分证明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及千秋的重大事件。1982年我负笈东渡，在日本的留学经历和此后工作的体会，都切身感受到了我们这些留日学人确实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受益者。

回顾这30年，是我国对外开放步伐越来越大，留学政策日益完善的30年。同时，也是日本留学工作空前发展的30年。建交以来，每次中日两国领导人互访，或“中日民间人士会议”、“中日21世纪委员会”的会谈，文化教育交流、留学生互派都是一个重要议题。

1979年5月31日，邓小平副总理会见日本自民党众议员铃木善幸时就指出，“我们现在决心搞四个现代化，但我们的知识确实不够，特别是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明确了赴日留学的方向和任务。同年发表的《关于日本国大平正芳总理大臣访华的联合新闻公报》中写道：“大平总理大臣根据建设国家的基础在于培养人才的观点表示，准备积极推进接受中国留日学生在内的文化方面的合作和技术合作，并表示，作为文化合作的一项，准备从明年度起，以具体的形式协助中国开展日语教学。”

9年后，李鹏总理会见参加中日民间人士会议的日方代表伊东正义时，再一次强调派留学生是中国开放政策的一部分，不会改变。今后要多派高层次的留学生，减少大学本科生的派遣，并强调说，自费留学生，只要他们的经费来源有保证，学成回国后享受公费留学生同等待遇。可以说，赴日留学工作每向前发展一步，都凝结着中日两国领导人的关怀与心血。

这30年，赴日本留学的道路越拓越宽，越来越正规。除我国的留学政策日趋完善，日益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外，中日两国陆续签署的关于互派留学生的相关协定，从法律上确保了渠道的通畅。

如1979年12月6日签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促进文化交流的协定》，1980年相继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日本学术振兴会学术交流备忘录》，都确认双方要本着平等原则派遣和接受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努力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全部领域的两国科研人员之间的交流。1995年6月日本政府对中国援助方针中，重申“重视有助于包括基础教育在内的教育的充实，骨干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培训等培育人才的合作”。

除政府间的协议外，中日两国各友好省县、姊妹城市、大学间的学术交流，也为公派留学拓宽了前所未有的广阔途径。

不容忽视的是自费留学生和语言生这一浩荡队伍的逐年扩大。据日方统计，1987年的日本国内从事日语教育的机构比1982年剧增58%，学习人数增加77%，这般急剧增长，不免泥沙俱下。上海学生上当受骗事件就是一例。有鉴于此，1988年12月日本颁布了《日本语教育设施经营基准》，对日本语学校进行了规范。此后对学生的资格审查、入境手续又进行了改革，中国学生的赴日学习至此开始走上规范化。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和民间人士，为接受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留学生，做了大量工作。

由于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我国赴日留学人员人数逐年增长。如1972年仅为23人，但到199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时，至1991年底，我国在日留学生(不包括语言生)已达1.9万余人。两国间其他人员往来，1991年为1972年的55倍。又隔10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时，截至2001年12月31日，我国在日留学生达45300余人，语言生2.1万名。再加上访问学者、研修生，总共已超过7.1万余人。

毫无疑问，留学这一形式本身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大批留日学生东渡扶桑，学习日本先进科学文化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传播中华文化，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赴日留学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适用的管理经验，也为我国培养了社会主义建设急需的人才，推动了我国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

令人高兴的是，赴日留学人员的回国比例也在逐年上升。据有关资料，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以各种方式到日本学习的中国留学人员约10万余人，已学成归国服务的大约2.1万余人。仅2001年一年，归国的留日学人就达2348人，其中博士581人，硕士575人。归国留学生群体广泛吸收当代国外尤其发达国家先进科技等优秀文化成果，已成为跟踪当代国际学术前沿、缩短中外差距、从事跨世纪伟大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

我手头珍藏有一份编号为(81)教外选字1014号，题为“同意马兴国赴日本进修”的教育部文件，发文日期是1981年12月2日，文件是用打字机打完后，油印的。文件右下方端端正正地盖着有鲜红国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章。我想，20年后的今天，恐怕教育部不会再为某一个地方院校的普通教师赴日学习而下发红头文件了吧！因此，我把它视为见证我国当代日本留学发展史的文物而珍藏。每每端详，都倍觉其神圣，也为自己感到光荣。

记忆中，还珍藏有一张十几年前在东京新后乐寮，站在那两尊雄踞门前的石狮旁拍的照片。石狮原来守护着一幢名为“善邻会馆”的旧中国留学生楼，因为紧邻东京文京区的后乐园，故又称后乐寮。这儿曾经是中国留学生的大本营，1982年之后，我是这里的常客。在中日邦交正常化10周年之际，根据中日两国政府协议，扒了老楼盖新楼，原石狮守候的地方，新建成了现在的后乐宾馆，宾馆的身后是日中会馆和日中学院，再后面就是供中国留学生专用的新后乐寮。无论是规模还是设施都今非昔比。

石狮挪动了它沉重的身躯，依然忠实地为后乐寮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学生守护，见证在日中国留学生学习、生活条件的变化。尽管时代变了，场地变了，我还是认出了这两尊石狮，石狮仿佛也认出了我。拍照时，我与它靠得很紧。

30年来，我很珍惜我的留学经历，也很珍惜日本朋友对中国学生的友谊。在最近一次赴日回国前夕，也就是1998年1月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采访时，我曾真诚地表示：“日本留学，是我踏上学问之途的一个重要转折。我非常乐于向所有支持、照顾在日中国留学生的日本朋友们道一声‘谢谢’！”

正因为我真诚地希望中日两国人民求大同存小异，共同发展进步，所以，在从事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力所能及地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做些工作。

1986年，我曾克服困难，帮助一位原日本开拓团员去黑龙江省的海伦县一个偏远山村寻找旧址。当看到当地政府的干部凌晨到车站迎接他；小车陷入泥泞的山路上，农民用拖拉机、用马来拖拽的情景时，他哭了。他发誓：要一辈子为日中友好而努力。

就是同一个我，1995年在日本长野县参加关于开拓团学术研讨会，当听到一位大学教授在台上眉飞色舞地宣扬开拓团的贡献，扬言日本对中国不是侵略而是“进出”时，我按捺不住，当场与他面对面地辩论起来。翌日，当地报纸报道这是一场“单刀直入”的论战。我却十分坦然，连事实都不承认，是非都不清楚，还讲什么学问，说什么友好。

历史证明，30年前签订的中日联合声明规定了中日双方应遵循的各项原则，明确了彼此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是指导两国关系最基本的准则。中日联合声明需要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的严格遵守和实施；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的这棵大树，需要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精心地加以爱护和培育。中日两国只有坦诚相见，加深理解，一代接一代、一代胜一代地去争取，才能实现中日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

为此，我们这些留日学人自当努力不息。

作者简介

马兴国，辽宁大学副校级调研员兼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社团法人辽宁省留日同学会会长。从事日本文学、日本民俗学和中日比较文化研究。1967年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学院。自1982年以来，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日本大学、神奈川大学、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留学或工作。2002年获得日本国外务大臣奖。

撰文/马兴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