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批准她留学。

20世纪70年代末，经邓小平批示，近代国画大师傅抱石之女傅益瑶留学日本，成为“文革”后第一位赴日学习艺术的公费留学生。她在日本闯荡多年，经过了从临摹父亲到独自探索的过程，成为颇有成就的水墨画家，曾获日本最高美术评论奖“伦雅美术奖”和“神道神社文化奖”。在新书《我的东瀛岁月》中，她对留学日本前的生活、“文革”中的经历、学画的历程作了回顾，更将在日本学习、生活、工作近三十年的师承、交游作了详细介绍。

萌发留日念头

1972年暮春，我随母亲到北京出席我父亲一批画的捐赠仪式。早在1946年，父亲的一批画被带到法国展览，其中三十三幅留存在巴黎东方艺术博物馆，包括《屈原》、《湘夫人》、《天女散花》、《赤壁之游》、《苏武牧羊》、《山水有清音》、《竹林七贤》等精品。这批画后在郭沫若的帮助下回国，经周总理批准，由故宫博物院收藏。

捐赠仪式一结束，我和母亲去了位于前海西街的郭沫若家。郭老问我学画了没有，我回答说学了。他亲自动手扯起铅丝，把我带去的画用铁夹夹好，挂起来，并电话请来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和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一同观看。记得郭老一边看一边问，不住地称赞。吴仲超院长也很欣赏我，不断地鼓励我，并希望我能调到他那儿去，从事我父亲作品的研究。

当时就这么说定了，郭沫若还亲自出面为我进北京要了一个特批的户口名额。但是这件事最后没有成功。故宫博物院持国务院人事局的介绍信到乡下调我，却被睢宁县的人挡住了，说贫下中农不放心我这样的“反革命”到毛主席身边。

直到1975年6月，我的所谓“反革命”案才得到平反，8月调回南京，分配在南京市文物保护委员会学习书画鉴定，从此结束了我在苏北睢宁的五年生活。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出台了一个政策，说是梨园子弟可以接班，于是我得到了调往江苏省国画院从事专业绘画的机会。

在国画院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自己适应不了国画院的工作作风。因此，我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与痛苦之中。不曾想，屋漏又逢连夜雨，大哥这时病倒了，得了脑溢血，我本来想跟着大哥学画的念头也只能中断。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报纸上一个关于自费留学的介绍，忽然萌发出去日本留学的念头。这一年是1978年。

在这以前，自费留学是不太可能的，只有极少数的人有机会去波兰、苏联等地方留学。当年父亲曾说到过孩子留学的事情。他说，要学就要去日本，日本保存文化的方式与中国不同，以保存为主，文化传承比较好，中国文化在那里就保存得很好。去日本，就是要把中国文化彻底搞通，而不是把中国文化丢掉。到欧洲去，要重新塑造文化灵魂，即使那样，你也来不及；你的文化要去适应他们，是很困难的。

母亲写信给谷牧和廖承志

1978年中国环境代表团赴日考察，携带了我的两幅作品：《秋山图》和《高山悬流》。《秋山图》是仿父亲的“太华纪游”，赵朴初先生兴奋地在画上题了诗；在《高山悬流》图上，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吴作人先生题了“钟鼎”二字，并有小序“山水逼似乃翁，异日必发扬光大……”的推许。

或许正是因为我在国画创作上的可塑性和前辈的奖掖，加上父亲生前不止一次说过的培养孩子的遗愿，促使母亲鼓励我去日本深造。我的性格，相对而言，是善于在逆境中平衡自己。在学校被打成“反革命”，隔离审查，检查写了一摞又一摞，可我就是不“心死”。记得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在从句容回南京的敞篷汽车上，想到这么被人威逼着，没有一点自由，真是还不如死了好。其时是四月份，看到大片的菜花，那么金黄，那么纯净，还有蜜蜂，大自然如此慈悲，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怎么能轻易地舍弃生命？忽然就醒过来了。

母亲于是写信给谷牧副总理和廖承志副委员长：

“抱石早年求学日本京都武藏野美术学校，与日本进步人士颇有交往。抱石在国画艺术方面的成就，在日本有一定影响。解放后，任中日友好协会的理事，为中日友好曾做过点滴的工作。

“抱石生前曾有宿愿，培养女儿益瑶学习国画，并争取也到日本武藏野美术学校攻读东方美术史及绘画。惜抱石于一九六五年去世，培育女儿事已来不及了。文革开始，我家书籍资料均已毁尽，虽困难重重，但女儿长期坚持刻苦学画，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去年曾以《秋山图》、《高山悬流》赠给藤山爱一郎、山田久就先生，已有‘一纸丹青，两代友情’佳话流传日本。近香港《文汇报》刊专稿介绍益瑶学画情况；今年内五、六月将在新加坡举办《傅氏兄妹画展》，对国际文化交流，尽微薄之力。抚今追昔，不胜感慨。我们衷心感谢党以及中央各位领导的关怀。

“我已年过七旬，益瑶在国画方面取得的小小成绩，仅为今后深造打下基础，还当百倍努力，悬梁刺股，刻苦学画。为此，我向领导提出：送益瑶去日本武藏野美术学校留学。父女两代人，同在一校攻读美术，益瑶走乃父学画的道路，这在中日文化交流上，又是一段佳话。抱石遗愿得偿，我心亦安。如能公费留学，则不胜感激；如批准自费留学，因我已将抱石遗作献给国家（得一笔奖金），经济上能有保证，日本有抱石生前朋友，也为她担保，自费也符合条件。学成归来，傅氏山水将更发扬光大，也是一大好事。

“益瑶今年三十岁，在江苏省国画院工作，正是奋力上进之时，国画技法上也有基础，初步具备留学条件，如再拖沓下去，时不待我，贻误光阴。特恳请能予批准。

“我是七十余岁的无知老妇，盼望女儿有点成就，为祖国作点贡献，冒昧上书，切望加以海涵原谅。望能赐此良机，不仅我母女感恩不尽，若抱石有知，定感德于九泉。不情之请，歉疚甚深。专此，敬叩春安。”

这封信函也是份申请报告，由我带到北京面呈两位领导。谷牧叔叔说，你这个孩子很上进，这样的孩子不帮帮谁呀？他们都很愿意帮我忙，希望爸爸有继承人。

邓小平批准我公费留学

母亲的信写于1979年4月11日，20日谷牧副总理就在信的眉头上批示：“请廖公阅处，如能促成，乃大好事。”时当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百废待兴，国家安排公费出国深造的都是理工科人员，对经济建设有直接帮助，而选派艺术人才出国还没有先例。因此谷牧副总理在与廖承志副委员长联络时，考虑到了这个因素，认为要求公费可能有困难，如从办成赴日留学一事的实际效果出发，还是提自费为好；即便这样，也要最高行政领导批准。

母亲于是照着自费留学的思路开始做工作，于4月20日给日本武藏野美术学校写了封信，并拟请中日经济协会业务课长冈本丞博先生担任保证人，并委托其办理入学手续。

廖承志副委员长收到谷牧副总理的签署意见后，于6月15日批示：“如自费去，须经邓小平副总理批核。如同意，由中日友协协助办。”

两天后，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用红铅笔在母亲的申请报告上批示：“如她经济不充裕，公费亦可。邓小平六月十七日。”

邓小平不仅同意了我的留学，还批了公费留学。这个批示，让我和母亲都颇感意外，谷和廖两位也感到非同一般。廖副委员长6月18日接到批件，立即手书一信给教育部长蒋南翔：“南翔同志：许久未见，想好？傅抱石（名画家）的女儿想到日本东京都武藏野美术学校进修国画，邓小平副总理已同意予以公费。批件附上。如蒙同意，请批核，具体事件中日友协可以协助。”

蒋南翔部长在第二天，即指示留学生司给我办理出国手续。教育部于1979年8月24日，以“（79）教留字050号文件”给当时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下达了“关于傅益瑶赴日本学习的通知”。一切都进行得出乎意料的顺利，10月底我便开始了东瀛之旅。这与父亲当年留学日本的时间也大致相同。

我是当时留日学生中惟一学习美术的公费女学生，也是我们傅家孩子中第一个出国深造的。这一切都是父亲的荫庇。临行前我去扫父亲的墓，带去烟和酒，把酒倒在纸花上，心里默默地念道：爸爸，我到日本去了，那是你四十多年前留学的地方，我一定不辜负你的厚望，学成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