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哲学系胡军、王中江教授解读“人生四境界”

    人生四境，境境何求？儒家之精深妙思，如何在碰撞社会中融于现实？2011年4月1日晚，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军、王中江就冯友兰先生求学之经历、人生之态度，借以冯友兰之哲思，展开了一场关于“人生四境界”及儒学中高明与中庸之关系的讨论。本场讲座为北大哲学系“社会•文化•心灵”系列本学期首场讲座暨“爱智杯”颁奖仪式。

胡军开场先解释了主题的基本内涵：“‘极高明’是一种境界，‘道中庸’指一种行动”“儒家在思想上追求达到极高明，但也不离开实际生活。”

谈论中两位教授均表示，要追求儒家至高思想，并非一定要采取出家等特殊甚至极端的方式才能实现；尤其针对现代社会功能多样、分工细致的特点，他们认为，每个人在各自岗位上各司其职，倘若能达到心满意足的境界、肯定自我扮演的角色，日常生活的平庸之事也足以成仁。王中江还举做菜来类比“中庸之道”，火太猛烧焦、火过小不熟，过犹不及。

人们往往认为，哲学因思想抽象，“玄而又玄”而空洞、不务实。针对这一观点，王中江在自嘲“务虚”之余提出，哲学虽不为现实生活提供具体指导，但乃“无用之大用”。

他借庄子与惠师的辩论具体阐述其意：庄子以为，走路时双脚所占空间虽小，但若把脚外所有空间都挖去则寸步难行，因为周围空间对行走也有帮助；同样，哲学于思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虽无法在找工作等具体事务中体现作用，但对人的生活具有指导意义。胡军也认为，中国哲学是关于人生境界、心灵的哲学。立足于现代社会，他提出“无心灵则不可有文化，无文化则不可有社会”的观点，认为心灵建设应居首位，荒芜的心灵家园不可能有繁华经济生长。因此，现代社会需要心灵建设，需要更多类似于“国学热”的中国文化建设。

谈到冯友兰的“人生四境界”，胡军认为中国文化长于自我调适，这一节制、适中的路线与道德境界相匹配；而西方已经历工业化过程，其文化对应于功利境界。王中江以文化类型之不同解释中西文化差异予以回应，同时指出，“天地境界”带有神秘性。他借胡军的男高音类比这一至高境界，使得一向严谨的思考氛围染上了几分笑意，幽默之余提出己见：“天地境界”还可分为“知天”、“事天”、“乐天”、“同天”四层次，并结合冯友兰坦然面对生命起伏的人生态度稍加说明。

“知天”，即对智慧的洞察；“事天”，则是关于人在宇宙中扮演什么角色、履行何种职责的反思。王中江特别说明，冯友兰并无提出具体“事天”之事，而是强调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义务和责任感，意识到日常生活小事的重要性。“乐天”表达了人对万物的情怀，倘若从美的、乐观的境界看事物，就不会产生怨天尤人之感慨，比如冯友兰即使遭受迫害，仍以乐观境界笑对人生。而“同天”，则达到了天人合一之极境。这四层精神境界同“人生四境界”相应，均体现出思想上高低等级秩序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