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新华侨报》报道，应该说，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大连华信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刘军不是一个“海归”人物。尽管刘军早在1985年就到了日本，就先后在日本著名的大和总研、帝国数据库学习，但因为其期限的短暂、因为是公派、因为是“研修”，回国后也就没有人把他视为“海归”。在一般人看来，成为“海归”的前提至少是要有一张“洋文凭”，虽说今天“洋文凭”日渐贬值，仅仅持有一张刚刚出炉的“洋文凭”，回国后势必艰难地进入对职位的“寻寻觅觅”阶段，但人们在观念上还是看重这纸“洋文凭”的。

　　但是，如今大连华信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已经是一个拥有400多名“海归”的企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海归”抢滩、“海归”创业、“海归”汇聚的TI企业。而总裁刘军则是这支“海归”队伍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

　　当大连华信在2007年第一次参与三菱电机株式会社对日本某大型系统招标标书的基本框架和技术方案编制工作的时候；第一次总体承接大和总研内部系统的建设，突破了对日本业务以业务用硬软件为主的开放模式的时候；第一次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方案在乌兹别克斯坦的120个城市开展的乌铁项目实施工作中加以运用的时候，第一次接到来自孟加拉全国电信订单，将民族软件出口到南亚市场的时候，意味着“海归”缓缓释放出来的能量正在悠悠转化成为一种生产力，转换并且见证着一个IT企业在中国的成长。

　　因为有了这种成长，2007年9月7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视察了大连华信。这位“亲民总理”话语殷殷，情深切切，叮嘱刘军：“要争国内第一，争世界第一”。

　　因为有了这种成长，大连华信的对日软件外包业务日益顺利，企业内80%的业务工作源于日本TI市场。日本信息服务业前18位公司中有9家是华信的长期客户。

　　因为有了这种成长，大连华信被称为当地培育并发展起来的“两家半”大型IT企业之一，成为“大连名片”上一个耀眼的亮点。

　　谈谈“海归”吧。当《日本新华侨报》希望与刘军共同谈论这个话题时，他沉思片刻后微笑着说：关于“海归”在大连华信中的作用，我可以推荐两个优秀的青年，你们去单独采访。现在，胡锦涛主席刚刚结束了对日本的访问，中日关系经过两国领导人“破冰”、“融冰”、“迎春”、“暖春”之旅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倒想谈一些对日本以及日本IT企业的看法，当然也希望这些想法能够对日本社会的华人“海归”以及“候补海归”有一些意义。

　　从感性到理性

　　1982年步入职场的刘军，1985年被派遣到日本接受IBM培训。他并不讳言当初那段成长的历史。

　　要出国了，似乎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别的都不说，仅仅是打领带，就着实让人着急一番。有老师教，有自己对着镜子的反复练习，还有同事之间的互相观摩、纠正，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现在要开始做了。今天，我们谈到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史的时候，有谁还能回想起启程之初的“打领带”呢？！

　　到了东京，眼花缭乱。用刘军的话说，是“看什么都新鲜”。特别是那个秋叶原——电器商品一条街，家家商店的门口都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商品，好像是从商店往外冒、往外涌、往外跑；商店里的里面更是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回到宿舍，刘军要自己做饭，要节省着做饭。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能够多带几件电器商品回国。那个岁月，款式精巧的日本电器商品，意味着中日两国科技发展的一段距离。

　　在研修单位，刘军起初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会把“加班”称为“残业”，在中国人看来，“加班”是自己的一种加倍的、额外的付出；在日本人看来，“残业”是要主动在下班以后留下来，把“残剩”的、当天没有做完的“事业”继续做完。一种事物，两种汉字的表[FS:PAGE]达，反映出两种心态，两种认识，甚至是两种从业精神。

　　每当夜晚，刘军离开研修单位，回首看着公司依然灯火通明的办公楼时，他总是感慨万千。

　　在接受培训的同时，刘军参与了日本大和证券出版的《日本经济》、《日本产业》、《日本企业》、《日本债券常识》等的中文翻译工作。这些，让刘军对日本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更让刘军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中国的企业。

　　对比，差距，刺激，奋发。这应该是所有“海归”都体会过的。同时，这也可能是所有“海归”的原动力。听了刘军的话，我们这样认为。

　　中日IT企业的双赢

　　1996年，刘军主掌大连华信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此后，经过对日软件外包的初创期和发展期，不仅使其公司成为承接日本软件外包的“大户”，更让刘军感受到日本的作用。

　　刘军强调指出，在外包过程中，日本IT企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国承接外包的初级阶段，日本IT企业不仅仅是发包方，\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