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报》25日刊载投稿文章指出，大学教育要尽量避免商业模式的运作，要提高大学教育质量，必须在财政上加倍资助大学。企业提供的教育是次货，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让企业染指大学教育，但这仅仅应该作为在贫穷地区发展教育的折冲的办法。
文章摘编如下：
梁振英施政报告提出，“教育应否作为产业看待，社会上存在分歧”，实在应该“检讨”。
大学教育可以透过商业模式提供吗?第一个要认定的事实是，一分钱一分货。要赚钱就要投入小一点，因为投入小了，赚钱的课程一般都比同类的课程质量差，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从商业原则提供的大学课程，大多是次货。
有人会说，哈佛和普林斯顿是世界上顶尖的大学，他们是私立的，也不亏钱呀。不错，但哈佛和普林斯顿不是靠学费赚钱，他们的主要财政来源是丰厚的捐款和研究经费。
在欧洲大陆，差不多所有大学都是政府公费办的。极少数的私立大学，规模很小，程度不高，大多偏重一些应用的领域，而学生大多是外国人。
英国的大学教育大不如前，水平每况愈下，教育政策更是一团乱，没有可以借镜的地方，只是反面教材。英国和澳洲都有很多商办的大学课程，很多是特意为外国人设计的，他们也在香港和亚洲其他地方做很多推销的活动。
避免教育产品次货
香港特区政府资助的大学学额，学费只是成本的五分之一。私立课程学费可以贵一点，投入的成本比公立的学额不至于少五成，但起码少两成至三成，质量分别立马可见。为什么要给香港人次货?我们买不起吗?香港在教育的公共投放只占GDP的3%，扩大的空间很大，至少可以增加50%。
大学教育参与率是一个很好的宏观计划工具，这个参与率就是在人口中适龄青年(17-20岁)就读于大学的比例。香港特区政府资助的大学学额占19%参与率，有的说我们的总参与率是30%或超过30%，但其实19%才是正货，其他是次货。发达国家的参与率一般都在50%以上。香港要赶快增加知识力量，转型成为知识型社会，就要极大增加特区政府资助大学学额，至少要增加一倍。
次货就不要，不但不足以增加知识力量，反而劳民伤财。环看在香港开办的英国和澳洲大学的商办课程，他们都想尽办法鱼肉外国学生。香港人为什么要鱼肉自己人?
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可以拿到丰富的捐赠，足够他们的运作有余，香港的大学可以同样拿到丰厚的捐赠吗?这种期待是不实际的，在香港的成年人口里只有17%受过大学教育。香港不是一个知识型社会，社会对大学的认识不够。通常只在教育程度高的社会，教育投放都高于GDP的5%的地方，像美国或韩国，才有很显着对大学的捐赠。以香港一个还未转型为知识型社会，在教育方面的公共投放只占GDP的3%，期待有很多对教育的捐赠而带来优秀的私立大学，是异想天开。
有未满足的需求，就可以养活提供需求的企业。企业的诞生是不是好事?不一定。特区政府提供足够的大学教育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政府提供的是正货，企业提供的是次货，市民要交比较高的学费给办学的企业，加剧了贫富悬殊，让企业满足教育的需求是下策。如果说让市民用比较高的价钱买到比较差的教育，也是比完全得不到教育好，让企业提供教育不完全是坏事。如果企业提供的教育质量很差，那就是鱼肉香港市民，加剧贫富悬殊，让企业提供教育不是下策，是下下策。
加倍资助大学学额
在什么情况下企业在教育的提供有正面的作用?大学学额的分配一般依从学生的能力，去得益于大学教育，这是正确也公平的分配方法。在21世纪的一个发达经济，当大学参与率已经达到50%或者60%以上，当局可以向余下来的学生说，如果他们还是想得到大学教育就要找企业提供的课程，这是不可厚非的。另外一个情况是，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当局没钱提供足够的大学教育，让企业提供也是一个折冲的办法。
在香港，特区政府应该起码加倍增加资助的大学学额，令资助大学学额达到40%参与率。企业的提供可以是过渡时期的缓冲办法。
教育可以为香港赚钱吗?不可以赚香港人的钱，赚香港市民的钱就如同自己咬自己。所以要先做好对香港市民提供大学教育，满足了香港市民对大学教育的合理要求，达到了作为一个发达经济体在21世纪应该有的大学参与率。(这应该是50%或更好是60%)，然后我们可以向邻近的亚洲国家的学生招手，以赚钱的条件提供大学教育。香港是有这个优势，是可以做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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