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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岱：笔名，原名胡经代，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学术领域为中国当代文化
左鹏军：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学术领域为中国近代文学、中国戏曲史、岭南文学与文化
谢 放：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学术领域为中国近代区域史、中国近代人物与思想
宋德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学术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咸立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学术领域为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史
新民与中国的转向
华南师大报：梁启超认为，“欲维新吾国必先维新吾民”，故要发民智，兴民权。结合辛亥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得失，您怎样看待这个观点？
彭玉平：梁启超是个先知、先觉的人。维新，要让一个国家有新的迹象，必须要开启民智。所谓开启民智，就是要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要有一种对新世界的期望。民权提出来很容易，落实很难。而且民权是法律之内的民权，它不能无限扩展，就像西方的“自由”也不是无限的。梁启超、孙中山所讲的民权，是一种个人的觉悟，要意识到自我的尊严。在近代之前国家是皇帝的，人民没有主体地位，而民权就是要恢复人民的主体地位。一个社会发展时如果没有发民智、兴民权，就会走弯路。比如文革，不是兴民智而是完全统一思想。被一种思想垄断后，一个人就失去了思想的可能。梁启超以个人的影响力影响了一个时代，“新民”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进行时，应该一直进行下去。民众虽然看上去是涣散弱势的群体，但也是最具有力量和凝聚力的群体。当重视这种力量时，一个国家就能健康地发展。
谢放：梁启超《新民说》所提出的“新民”，就是通过“人的革新”来造成“新的国民”。《新民说》是继严复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之后，再一次在近代中国提出“人的现代化”命题，且第一次详尽地阐述了作为一个现代人所应具备的心理、行为和品质。近百年来的历史也一再证明：中国的现代化最关键还是在人。正如《新民说》发表70年以后，美国学者阿历克斯•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梁启超在人类社会刚刚进入20世纪之际，就鲜明地提出了落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的命题，这不能不说是富有历史远见的。
金岱：鲁迅的国民批判与梁启超的新民说虽然不是完全一样，但是一脉相承，都是有关中国社会如何成功地转型的。中华民族在近代一百七十年中只干这一件事，就是努力地向现代文明转型。在现代化转型中，人的现代化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历史上有时候我们倾向于救亡，现在我们更倾向经济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就没有多少人关注。这个问题现在是越来越迫切了。
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并且在中国传统中经过现代文明转型的人？这种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不管是从理性还是情感的方面我们都没有很好地完成人的现代化。
综合考虑，现代化的社会是区别于国家和市场的概念。如今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没有很好的统一起来。所以我提出了两者统一这一命题。这个统一我称之为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现代化。文化不能狭隘地去理解，文化在根本上是生活方式。迄今为止这个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没有完成。现在出现的许多不好的现象根本上就是社会现代化未完成而导致的。
人类现代化如果从普世性的层面来说，是自由个体和公民社会的统一和交互。在“五四”时期没有注重社会现代化，虽然那时也有社会建设，如乡村建设，但没有起到大的效果。新世纪以来公民社会这个词提得越来越多，事实上也只有在公民社会这个状态下自由个体才可能形成。只有自由个体才能构成公民社会，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它们是生活方式的两个指标。这两个指标在公共社会和民族国家这两个框架上来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有三十年经济建设，但是文化现代化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这不能仅是指官方，每个个人，整个社会和民族都没有引起根本性重视。这构成了我们的精神危机。
知识分子与启蒙
华南师大报：近代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与大众的关系面临这样一种矛盾:既要面向大众，又不想追随大众，还要指导大众。鲁迅更提出了“铁屋子呐喊”的说法。您是怎么看待近代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这种矛盾关系的？
左鹏军：从传统仕人到近代知识分子的变化的角度，从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的动态关系来看，这一个问题会稍微真切。传统的“士”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知识分子。在一般情况下，士读书识理，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这一阶层，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公务员阶层。
近代在西方文化和我们社会变革的影响下，产生了近代或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即英文intellectual。有人把它翻译成“智者”，过去有人把“知识分子”称为“智识分子”。智者代表的是一定阶段文明文化的高度，就像精英代表的是一种凝炼文化的高度。往更高层次看，知识分子代表的是社会的良知，他们以启蒙者、先行者的身份引领社会。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和现代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差别。传统的士人通过读书考取功名做官，而知识分子与当朝政治文化却是一种诤友而非依附关系。
同时知识分子代表的文明力量与民众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代表民众提出诉求。他们是跟反文明、反文化、反人性对立的。知识分子必须植根于大众。知识分子的价值在于他们和大众的连接和互相激发。当代的一些知识分子，该担当的不敢担当，该呐喊的时候不敢呐喊，在这时，重申鲁迅的呐喊是很重要的。
咸立强：如何“新吾民，发民智，兴民权”，由谁兴，怎么兴？社会普遍认同的是由知识分子去担任启蒙群众的任务。因为群众的思想是愚昧、麻木、落后的，而知识分子的思想则相反。所以这些能承担启蒙职责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和良心。十年前，曾经有两位知识分子的书十分畅销，一位是顾准，另一位是辜鸿铭。究其原因就是民众对他们“独立精神”的人格推崇。反过来“新吾民，发民智，兴民权”这个问题关键是：谁有能力做这个事，谁能承担这个工作，怎么做、如何落实？
在管理国家和老百姓的过程中，政府是最主要的角色。梁启超发起维新，鲁迅、陈独秀闹革命，其原因都是政府不作为或做的不够好。再上如孙中山从临时总统退位时也没想过要革命，而是修铁路、兴实业。但当他发现政府做得不够好，与理想有很大悬殊的时候，才复发、革命。显然政府才是最强有力的先行者。而知识分子尽管能启蒙思想，但他只有把自己的思想观念作用于政府与社会才会变得有力，否则则是徒劳。如果政府能承担更多的责任，那是最好的结果，会使很多事变得顺利。现在国家在“发民智、兴民权”这一方面就做的很好，正如农村的基层选举。由村长带头，每家每户参选，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大突破。
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转型
华南师大报：梁启超主张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也要警惕功利主义、实用工具主义对传统中国道德本位社会带来的弊端。而今天的中国恰恰是经济发展同时，陷入功利实用至上的漩涡。请问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谢放：马克思曾将人类的发展大体分为三大社会形态：一、“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态；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三、“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大体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从第一社会形态向第二社会形态过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一方面开始摆脱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有了独立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人们“对物的依赖”即对交换价值━━货币的依赖又成为了主要的社会关系。出现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甚至出现“一切向钱看”的现象都不足为怪。和第一社会形态相比，由“对人的依赖”转变为“对物的依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随着经济发展，传统伦理道德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而新的伦理道德又没有建立起来，这就出现了“道德真空”。传统的伦理道德确有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方面，但传统伦理道德毕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不应该采取虚无主义的否定态度而应进行调适，使之适应社会的发展。所以，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大力发展文化，更要深化体制的改革。
华南师大报：当时无数仁人志士将当时中国的问题归咎于传统问题，同时对西方的文化未有深刻的构建，有人说这是“从此断了中国的文脉”。您怎么看待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国现代化道路上如何在西方和传统文化中取得平衡？
彭玉平：新文化运动是针对旧文化而言。为什么掀起新文化运动？因为他们认为旧文化的生命力是有限的。或者说旧文化已经成为阻碍新文化产生的根源。所以为了扶植新文化就要打倒旧文化。但是，把旧文化作为新文化的对立面是不可以理解的。因为一个文化不可能凭空而长。中国的大地已经被传统文化浸染了。所以陈独秀这些人的主张对传统文化造成的损伤是不能回避的。举个例子,胡适的新诗有的还可以，但绝大多数缺乏生命力。不能说新诗一无是处，但新诗很难有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因为他们已经偏离了中国文学传统的一些最基本模式。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又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偏离了传统文化的基本模式其实就偏离了大家审美的核心。
其实新文化运动是一种表面的运动，它很难变为一种骨子里的运动。我觉得中国文化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显露在外的,还有一种是潜伏在底层的。这个潜流的文化往往就是传统文化的延续，比如文言文在这个社会上依然是有影响力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并没有断中国的文脉，它们造成了中国文脉的扭曲。中国文脉本来是一条直线，在这里拐了个弯，但没断。或者说，它是一条隧道，上面走的是西方文化，但下面是中国文化。中国的文脉还在流动。
中西文化的碰撞是必然的。一种民族的文化必然要接受世界文化的考验，能经得起碰撞的文化才是有生命力的文化。对于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如何取得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平衡，我认为一是坚守，二是融合。在坚守中国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世界文化的优质元素。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中国的文化锻造得更加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宋德华：从大格局来讲，近代中西文化不可避免会发生碰撞。因为西方在近代发展较快，迅速向东方扩展，必然带来它的文化观念、文化精神，特别在近代的社会化进程中，种种思想伴随着外国侵略来，它不是和平的传播,而是伴随外国侵略到中国来，是一种强势的文化入侵。中国本身有一个成熟的思想文化体制，它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生根，然后一直不中断地发展。中国文化有基础的理念与价值观，有着丰富的内涵，在世界文化中它也是重要的一方。但它是在封建时代产生的，所以在价值观的时代性方面滞后，这一点跟西方近代观念有着很大的差别，所以碰撞是不可避免的。
华南师大报：民国大学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启示是什么？
彭玉平：民国时期，紧接着清代，文学创作始终是主流的文化形态。民国年间的高校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既注重延续中国诗词曲的创作传统，又结合了这一时期中西文化碰撞以后所形成的学科分类模式。民国的大学既紧跟时代的步伐，没有隔断传统。
虽说现在的大学仍在不断完善、弥补，但总体来说对历史的割断还是比较明显的。要了解先秦、两汉的文学、历史，如果不了解经学，就根本不能了解它们的本质所在。但是，民国的课程里有经学，在我认识的一些台大学者中，他们讲诗词同时也讲经学，但我们现在国内大学对经学的重视不够，这也是割断历史的迹象。所以，从民国大学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任何一种教育的模式和人才的理念，其实都是一种历史传统的延续，没有了历史的延续，或者说弱化了这种延续，教育就有可能出现问题，比如药家鑫、马加爵，他们当然有个人的原因，但是中国大学也要反思。为什么人性变得如此冷漠？比如最近的小悦悦事件，其实反映中国当前民众的心理状态，这个社会出了问题，就像是一个人生病了，社会也病了。该如何解决？高等教育当然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并不是传统的东西或民国大学就一切都好，但是民国大学这样的高门槛，注重历史的教学方式，都是值得现代教育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