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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有两个领域是需要突破的，一个是高科技领域，另一个是哲学社会科学关于社会进步、社会管理效益提升的研究领域。
n 过去十年，我们基本是在引进西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未来十年，我们应该向世界输出中国的理论研究成果。
n 任何一个战略都是系统工程，在某一个领域单独推进，就可能会犯错误。也就是说，顶层设计是非常重要的。
n 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应该是学术生涯中最好的成果；研究选题的意义决定了我们在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智力投入的社会贡献，选题正确将避免我们智力资本的错配和浪费。
哲学社会科学：国家未来发展的突破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梯格利茨曾经自嘲生不逢时，感慨现代经济学体系已经非常完备，没什么问题可供自己研究。这虽然是一句玩笑，但是也从某个角度透露出经济学家们的困惑：因为西方的理论从框架到体系都很成熟了，对学者来讲，大的突破非常困难。
相比较西方学者的“英雄无用武之地”，中国的学者可以说遇到了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因为中国经历着全球瞩目、并且与众不同的快速发展，需要中国学者对其内在的规律和特殊性做出理论的解释；而且中国未来保持可持续的发展，需要在两个领域做出重要突破：一个是高科技领域，就是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还有一个就是社会管理效益的提升，以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不断提高，中国在经济、政治领域的相关政策也对世界产生着重要影响。但是，就中国现状而言，社会科学的研究特别是战略研究，是相对滞后的。这是社会科学未来发展需要重点突破的领域。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重要部署，极具指导意义。《决定》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界定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指明了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加强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研究，加快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重点扶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项目，着力推出代表国家水准、具有世界影响、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优秀成果；整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力量，建设一批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一批具有专业优势的思想库。
我们现在体制的变革、经济的调整，特别需要社会科学研究做出贡献。从重大实践问题出发做研究，重大实践问题具有系统复杂性，需要运用多元分析方法系统深入研究，然后提出重大战略的顶层设计，来推动管理效益的提高和整个社会的进步。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对于促进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提升综合国力，拓展人类知识边界，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对于中国学者是巨大的机遇。
中国要向世界输出理念和成果
中国的经济研究，近30年来都以引进西方的理论体系为重心，这使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从过去纯粹的定性分析转向数理模型与定量分析，我们的研究队伍在分析方法已与西方挂轨，研究水平也日益接近。
但是，我们在借鉴引用国外成熟理论的同时，也把西方成熟理论的局限性一起引进了。西方理论日趋完备和成熟，对学者来讲，很难寻求大的突破，所以西方的经济学家，研究的问题越来越细小和狭窄。我们在引进这种研究模式和方法也引入了这个特点，从方法来说也没有什么不对 ，但最大的问题是，西方理论模型的假设是并不适合中国。借用西方的理论模型，把我们的数据代进去，得出的结论不太可能是科学的。所以我认为，现在社会科学的发展，要从中国经济实践当中提炼出重大问题来做研究 ，这样才可能做出更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从全球范围看，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国问题研究变得热门，对中国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全世界都需要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定有其本身内的在规律和特殊的发展形态，需要学者去探索、总结和提炼，这也是对全球人类思想财富的贡献。在这方面，中国学者负有更多的责任，也是更好的机遇。而我们过去的学术研究与中国的实践常常脱钩；而且社会经济现象很十分复杂，不可能是单一的分析方法或者单一的理论就可以作出全面的分析和解释，因此，需要多视角多元分析方法的综合研究和系统性研究。
中国经济学研究正从引进、借鉴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即创新阶段。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的研究要有创新，而且需要向全球输出我们的创新性理论扩大其全球的影响力。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是这样，其他学科我认为亦是如此。中国学者的有为时代领域广泛。
学术研究需要顶层设计
我是研究金融问题的，研究欧债、美元汇率等，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明显的问题，人民币进口结算不是避免而是加大了美元贬值的损失。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与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有关，而且也与中国的经济和贸易结构有关系，与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和制度有关系。任何一个战略都是系统工程，在某一个领域单独推进，就可能会出错。也就是说，国家重大战略的制定和实施需要顶层设计。
学术研究也是如此。国内的研究有结构性缺陷，就是对顶层设计重视不足，对战略研究严重滞后。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状况不尽如人意。主要问题在于：理论与实践相分离：政府部门存在目标短期化、部门利益主导的倾向；大学存在偏好模型推演、强化细节研究的特征；两类研究都无法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特征的顶层设计。同时大学量化与论文导向的评价与考核体系带来学术研究的碎片化与低水平重复，导致国家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如我们作为教育部的学校，要从教育部拿资源，就要围绕项目指标考核体系转，这个指标体系对大学、学院都是有压力的，也严重影响了学校的研究和教学质量。
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科学的发展期，体制机制也处在变革的阶段，改革开放在未来十年要继续推进，包括重大领域需要有重大突破。这对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要求。西方研究都假设现有制度不变，但中国的研究恐怕要引入制度变量，相关制度和机制本身也有变革或调整的过程，脱节于中国实践的研究是正在导致大量高端智力资源的浪费。
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应该成为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新特点。对社会科学研究也就是要重视战略研究，重视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现在政府部门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要为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支撑，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这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坚持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方面或有重大突破的项目长期做下去。单个课题的研究也许是重要的，但是更需要有系统的研究成果。我们的研究需要与国家战略需求相链接，这是未来研究过程特别需要重视的。
西方教科书没有分析中国故事
还是用经济学举例吧。长期以来西方自然科学家对文科、社会科学研究存在偏见，认为社会科学无法做实验，无法证伪，因此不能算是科学。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某种意义上正是在这种压力下步入过度强调数理模型和定量分析的误区。坚持这个方向，我们也许可以做出漂亮、很学术、很接近自然科学形态的研究成果，但是其得出的结果可能和中国现实社会离得很远。对中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除了需要接受西方现代经济学良好训练的学者，而且需要对中国经济实践有深入系统研究的、有扎实基础的相关专家。中国的实践、中国的视野、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变化，这些西方的教科书是不会分析的。
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里提到了整合社会力量的重要性，强调整合社会科学现有的力量，来建研究基地、国家实验室和专业领域的思想库。我非常赞成“整合”这个建设性意见，目前国内专业研究的力量相对分散，低水平重复的问题比较研究，通过跨院校整合力量，加强团队建设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重要意义。
交大虽然以工科见长，但在十余年前就已对大文科发展作出战略部署，并取得了巨大成就。未来20年将是我国文科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学校应对现有科研和科研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以此进一步把握先机，取得发展的主动权。我认为，应该设立繁荣发展文科与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委员会，加强学校文科与哲学社会科学主攻方向和研究重点的前期认证，并加大投入和支持力度；同时围绕《决定》对优秀成果的定义改革并健全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指标体系；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科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快速整合国内研究力量，抢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高地；在科研管理体制和机制的设计上为跨学科、跨部门的合作提供便利和激励，促进学校研究机构与政府部门和实业界的合作与联合攻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新兴领域的重要领域，大家都还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在这样的状态下，谁能整合力量，谁能先做起来，谁能把人才相对集中到自己那里，谁就能抢占学科发展的战略制高点。
校园文化建设是人才培养的一部分
我们的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其实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和社会的客观需求和学生的定位有些脱节。比如教材和课程都照搬国外，培养的学生只晓得美国的情况，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我们硕士和博士生要上“三高”（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不上“三高”课程，“档次”就上不去。这种培养模式不从现实需要出发，陷入了一种人才培养的困境。从生源来看，博士生生源不太好，学生理论素养不够高，课程却是高难度的，功课拿下来就很困难，很难有时间做出好的研究成果。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和学生自己的定位有很大偏差，与社会的客观需要也有很大偏差。
越要有所作为，人才越是稀缺。中国大国崛起过程中，很多国际机构、国际组织都需要大量有专业背景中国高端人才参与工作和管理。我们在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化人才时需要专业基础扎实，对所学专业具有系统性把握和理解。但是我们一些博士生，引用西方的某个理论模型，加入可又获取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没有太多理论和实践价值。学术上是规范的，研究方法也有一定把握，但是，博士学位论文本身的的功能就是帮助学生获得学位，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用了，这无疑是人才或稀缺人力资源的浪费。
我认为，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就应该是一个人最好的成果。学生和导师都应该投入大量的精力，选择一个有意义的选题，做出来的成果就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 选题正确将避免我们智力资本的错配和浪费。如果没有专业兴趣和专业的基础，随便找个导师读个博士，在生命力最旺盛创造力最强的阶段，选了一个没什么意义的课题，花了两三年三五年去做论文，把文论做得很漂亮，拿了个学位就走人了，这是高端人才的一个巨大的浪费。当然，这里边的原因还比较复杂，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不断探索。
校园文化建设可以成为人才培养的一部分。我比较建议发展非盈利校园文化产业，即不以盈利为目的，主要由学生充当生产者和消费者，兼具事业和产业两种性质的文化产品生产与销售业态。发展非盈利校园文化产业的意义主要在于：有效提升大学学生的整体文化素养；培育大学生的文化消费习惯与市场需求；培养文化产品的开发和创新性人才；探索、创新文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有效机制，并培养文化市场运作人才；提升大学的文化影响力及其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积极贡献。大学生可以花一、两千元换一个手机，却不愿意花十元八元去看看文化演出，这是有问题的。
学者小传
潘英丽，现为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上海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海运集团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八届执行委员（1998-2003），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1998-2007）。因发展我国社会科学教育事业的突出贡献，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
早年师从国际金融学创始人陈彪如先生，获华东师范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博士学位。1993-1994年获美国国会资助在美国纽约大学（NYU）作富布赖特访问学者。曾赴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加拿大Mcgill大学和欧洲中央银行等机构作访问和交流。
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学、货币银行学和宏观经济学。完成国家级和省部级研究项目20余项，出版专著10余部。在国内重要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近百篇。2009年送中国人民银行的内部报告《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和重构研究》成为周小川“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重要分析基础，在国际和国内产生重大影响。2010年3月出版的《国际金融中心：历史经验与未来中国》三卷本著作获得第十届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在中央政府、上海市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战略规划中产生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