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大家请关注

     [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n 大学，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大”字。大学绝不能办成一所技术学校，只教些具体的技能。

　　n 我们的大学生不能培养成“乖乖牌”的学生。在大学生培养当中一定要注重强调培养他们的好奇感（curiosity）和批评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

　　n 年轻老师应该是大学科研主力军，要给他们创造条件，在申请课题、开设课程、招收博士生等方面，给予更多机会。

　　n 中国大学的知识分子要成为社会的灵魂和良知，要成为中国底层社会的代言人。他们不一定要做到“后天下之乐而乐”，但起码要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

 

　　近年来，美国大学生和家长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上大学读四年书，花费很多钱到底值不值？美国经济不好，大学生毕业后找工作不容易，上完四年大学后，好像并没对找到一份好工作有什么帮助。这一讨论引起了美国大学老师和大学管理人员的关注。大学到底是为什么而设？大学教育的宗旨是什么？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在我看来，答案其实很简单。我认为，大学办学的主要目的无非有三个：培养人才、创造知识和服务社会。在这几个方面，我想就我社会科学的背景，谈谈我的看法。

　　培养广博的知识重于单纯的技能

　　在培养人才方面，我认为大学应该要培养多方面、有综合能力的人才，不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大学，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大”字。大家知道，大学的英文是“university”，是从“宇宙”这个词转化而来，由此就能看出大学有多大，涉及的面有多广。大学绝不是一所技术学校，只教些具体的技能，如果只教些技能，那没必要上大学，上中专、中技就可以了。我认为，国内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应该改变思维方式，在课程设置上，适当减少专业课，加大通识课程的比例。在这方面，部分大学的观念早已改变，如美国大学，学生前两年可以不选专业，选一些各学科的基础课程，第三年开始选专业，修专业课。我以前所在的那所美国州立大学里，我自己这个专业的本科生，他们在大学期间总共要修124个学分的课，而他们的专业课只有30个学分。也就是说，他们在大学修的多数课不是他们的专业课。即使是学工程的学生，他们要修的广泛意义的专业课也只占他们所有学分的一半。大学现在越来越变成一个提供普通、综合教育的平台，而不是教授很深具体专业知识的地方。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根据教育规划纲要，人才培养作为大学的重要职能之一，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而对通识教育的强化也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人文社科是重要底蕴

　　任何一所高校，尤其是以理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更需要加强文科的建设和教育。从历史上看，大学教育的本源在人文、社科和数理化等基础学科。西方的大学是从人文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发展而来的，人文学院拿的学位是哲学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或Ph.D.）。后来大学扩大，增加了许多专业学院，如工学院、医学院、法学院、农学院、艺术学院等。但在美国的任何一所好大学，其灵魂学院还是它的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或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这个学院里的学科包括：人文类的哲学、历史、语言、文学、地理；社会科学类的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和基础自然科学类的物理、化学和数学等。世界大学排名前十名的学校，如哈佛、耶鲁、剑桥、普林斯顿大学等，都是以其人文、社科而享誉世界的。就连传统以工科见长的大学，如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它们的社会科学在近几十年都有很大发展和提高，它们的很多文科专业都名列大学专科排名前茅。大学培养的人才一定要拥有良好的人文、社科基础教育和深厚的人文社科底蕴，只有这样才能为全面成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培养好奇感和批评式思维

　　大学的人才培养一定要注重强调培养学生的好奇感（curiosity）和批评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我们现在特别强调创新，培养创新人才，发展创新经济。好奇感是一切创造的源泉。一个苹果砸到另外一个人的头上，可能就没有被注意，但砸到牛顿的脑袋上，他就发现了牛顿定律。我记得七十年代中期，我上中学的时候，那时没有互联网等现代的通讯工具，我家离北京的使馆区不远，我经常骑自行车，到外国使馆外面看那些国家的宣传栏，宣传栏中有许多那些国家的照片，我当时一直对这些照片进行观察、比较和思考。这为我后来学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奠定了基础。如何培养大学生的好奇心或好奇感是我们要十分注意的问题。要培养我们学生的好奇感就应该在他们当中提倡批评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 这是培养好奇心和好奇感的重要方法。我们不能将大学生培养成“乖乖牌”的人才。我认为，我们在大学生教育中，一定要培养学生的批评性思维，对任何现象、任何事务都要问个为什么，只有这样才能将他们培养成创新型人才。

　　年轻教师要做科研的生力军

　　大学的第二个宗旨是科技创新，我想特别谈谈国内年轻学者的问题，我觉得应该为国内年轻学者创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在美国，年轻老师是科研的主力军和生力军。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年轻人相对来说更有创造力和新的思维，他们思想活跃，头脑灵活。第二，年轻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要比岁数大的人强，他们往往掌握科技发展比较前沿的知识和技术。第三，年轻教师体力好，精力充沛，有搞科研的本钱。第四，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他们有出成果的压力，需要在业务方面有所成就，在职称方面有所晋升。所以，年轻教师在美国很快能出成绩和成果。

　　我手边有一本2011年春季出版的美国国际关系顶尖杂志《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共有八位作者，其中有三位是博士候选人（在读博士生），两位助理教授。我手边另一本2011年1月出版的美国顶尖国际关系期刊《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也有八位作者，其中助理教授有二位，副教授有三位。这些都说明中青年教师是美国科研的主力军和生力军。

　　在美国，刚进学校的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是受到很好保护的，一般不让他们参与行政工作和太多的委员会工作（committee work），有的学校甚至还特地给他们减课，希望他们有更多时间投入科研。研究经费方面学校也向年轻教师倾斜，他们常常有优先权。在国内，年轻老师也应该成为大学科研主力军，要给他们创造条件，不能让他们成为大学师资队伍中的廉价“打工仔”和“二等公民”。在对年轻教师提出科研要求的同时，也要为他们创造一流的研究条件，在申请课题、开设课程、招收博士生等方面，给予更多机会。

　　用专业知识助力社会发展

　　大学的第三个宗旨是服务社会。大学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与社会无法完全脱节。其实，大学的育人和知识创新就是在服务社会，但我这里说的是我们知识分子要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关心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特别是研究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中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我们有太多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知识分子应该用自己的知识帮助中国目前的社会变革。我来上海交大后做的一件事就很有社会意义。我目前兼任上海交大民意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今年春夏之际，我们中心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合作，在中国的三十二个大城市进行了一次城市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调查完全是用科学的随机抽样方法，最近我们公布了调查数据。我们这项工作的目的是促使政府能够倾听民意，改善其公共服务质量。我们希望将这项调查连续做下去，形成一个品牌，让地方政府更顺应民意。

　　最近，上海市政府委托我们做了一个上海市民对上海市政府执政能力满意度的评估。通过我们的调查，我们发现上海市民对上海市政府哪些方面感到满意，哪些方面还有改进的空间。类似这样的工作都很有社会意义，对政府也有帮助。现在中国各级政府都开始更注重民意，朝着以人为本的方向努力。这种工作如果我在国外就很难做到。

　　知识分子要成为社会的灵魂和良知

　　我自己研究的许多课题与中国社会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我最近由英国Routledge Press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中国农民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参与》就是我在苏南地区做的实证问卷调查和田野调查的结果。中国历史上和现在都有一种看法，即中国农民很保守，民主素养不高，是中国民主化道路上的困难之一。我的研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虽然苏南农村地区经济比一般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更发达一些，城镇化程度高，但他们毕竟是农民出身，有着许多农民的特点。通过问卷分析发现，苏南地区农民的民主价值观并不比我在北京城市地区调查的居民的民主价值观低，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更高一些。这是因为中国农村地区搞了多年的村委会选举，已经实践了民主。而中国城市地区还没有过自治的民主实践。我的实证调查还发现，中国农民对全国大事和地方事务是相当关心的，并不是我们传统上认为的农民愚昧无知，对政治不感兴趣。我的调查同时也发现了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候选人在选前与村民的沟通不足、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矛盾等。这些发现都对中国农村的民主化建设和农村稳定有重要意义。

　　总之，我认为中国大学中知识分子要对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要成为社会的灵魂和良知，在很多时候要成为底层社会的代言人，因为底层社会的人不容易发出声音。我们的学者不一定要做到“后天下之乐而乐”，但起码要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

　　学者小传

　　钟杨，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致远讲席教授，长江学者，上海市“千人计划”首批入选者，上海特聘专家，上海交大民意与舆情调查中心执行主任，武汉大学和四川大学的客座教授。1960年生于北京，1983年获得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国文学学士学位, 1985年获得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硕士学位。1985年赴美留学。1987获得美国阿克隆大学政治学硕士，1992年获得美国肯塔基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并与1991年起任教于美国田纳西大学政治学系，是该校的终身正教授。曾任田纳西大学国际教育处处长，田纳西大学中国中心主任，田纳西大学 政治学系副主任。钟杨教授还在2006年三月被全国政协选为全球27个海外特邀代表之一，参加全国政协第十届四次会议。

　　钟杨教授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比较政治学理论、政治文化和政治参与. 钟教授发表过两部专著和五本合编学术著作，以及三十多篇学术文章。他的学术文章曾发表在美国一流政治学SSCI学术期刊上， 其中包括《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比较政治学研究》）, 《Journal of Politics》（《政治学学刊》，《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政治研究季刊），《Asian Survey》（《亚洲研究》）和《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当代中国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