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留学人才回流加速，是近年来我国人才状况的重大变化。1978年至2002年，我国每年留学回国的人才不超过2万人，但在2003年首次突破3万后，人才回流几乎每3年翻一番，2007年为4.4万人，2009年为10.8万人。在不久前的一次峰会上，一位中央领导指出，中国近代史上有三次出国人员归国热潮，第一代的代表是孙中山和周恩来，第二代的代表是钱学森、李四光等科学家，第三次归国潮就是现在。
根据《纲要》，到2020年，我国人才资源总量要从现在的1.14亿增加到1.8亿。为此，《纲要》提出，要坚持自主培养开发与引进海外人才并举方针，大力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专门人才。
经济发展是人才回流的第一引力，我国经济腾飞为海归人才提供了大量用武之地。从目前看，留学人才回流呈现加速发展的良好态势，但回流量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开掘空间。某媒体报道了这样一个事例：留美博士欧平(化名)回国后，得到了在国外得不到的发展机会，但也遇到一些苦恼，比如，学校人际关系微妙，大量的时间被用在了“谋人”上；学校的学术圈和交际圈有意无意排斥海归；学校规则意识不强，有没有“关系”成为决定办事效率乃至成败的关键；学术官僚化和学校行政化色彩浓厚，学术权力时常给官本位让位，等等。
欧平的烦恼正是很多留学生对回国的疑虑。知识和技能是留学人才归国的第一资本。这种资本如要转化成财富，必须要有其他资源的配合。如果市场机制不健全、规则意识缺乏、法律和制度的刚性不彰，就会增加海外人才回国的疑虑。放大“回流潮”，至关重要的是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一方面健全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成为资源分配的主导力量，使优胜劣汰成为真正的竞争法则，另一方面要增强制度和法律的刚性，让法制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准则，减少社会运行的不确定性。推动科研院所“去行政化”，正是社会“去官本位化”改革的重要方面，因而一经提出，立即引起广泛关注。
放大人才“回流潮”，还要充分重视“细节的力量”。有的留学人才担心自己多年在外，一时回国难以适应，有的担心小孩在国外接受的教育难以跟国内接轨。近年来，各地都出台了有针对性的系列优惠政策和奖励措施，如果能够把工作做得更细更实，人才“回流潮”就会来得更大更猛。
1929年，26岁的冯·诺依曼虽然在学术界声名鹊起，但在只重视资历和行政官员评价的德国，只能在汉堡大学担任兼职讲师。然而，就在这一年，他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教授聘书，并承诺如果愿意定居美国，将在一年后聘为正式教授。事实上，凭借着不分国籍、种族、血统、资历，只看才智贡献，美国吸引到的海外人才，远不止这位“计算机之父”，还有爱因斯坦、“中子物理学之父”费米、“火箭之父”卡门、“氢弹之父”泰勒等顶尖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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