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耒阳县深山老林里有一种宝藏，就是地下的无烟煤，质量特优，烧起来无味、无烟，只留下一点白灰。村民用来取暖做饭十分方便，有的就挖煤挑到30多里外的一个水路码头去卖高价，发点小财。由于交通不便，不可能大规模运出去，也没有外人来大规模开采，所以中国其他地方都未能利用这种煤，几乎很少人知道。无论在多

                  大、多详细的地图上都不可能有这个偏僻山村的位置。但是后来父亲留学日本，竟发现日本人已经将此矿藏记录在案!那是在日本图书馆看到，日本的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调查记录报告中，记载有湖南宋阳田心铺(他们甚至知道这个小地名)某山上有无烟煤矿!这使他既钦佩日本人，又感到触目惊心。

                     
                  日本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调查是何时、如何进行的，本人无从考察，父亲是1917年用退还的庚款余额赴日留学的，这份报告至少应该在此之前就已完成。那时没有卫星观察，真不知用了多少人力，以什么手段得到的资料。这种调查是否就是处心积虑为以后大举侵略和掠夺中国做准备?也许没有那么直接。从那时到“九一八”还有十多年，离卢沟桥事变还有二十多年，中日两国还存在许多变数。不论目的如何，日本对中国研究之深、之细，由来已久，而且是一贯的。各国都有“汉学家”和研究中国的“专家”，但论“知华”人士之数量和对中国的了解的深度，比日本还是逊一筹。

                     
                  远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已经与日本有频繁交往，日本之不可小觑，早已为有识之士所意识到。百年来，中国赴日留学生一波又一波，人数远超过日本同期的来华留学生。甲午惨败，举国震惊，日本为何强于中国的问题从此摆到中国人的日程上，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为什么中国对日研究始终不甚发达，总是停留在大而化之的浅层次?这与国人对外国的心态有关，不仅对日本为然，当然日本有其特殊性。

                     
                  其一，情绪化。对某一外国的研究和认识往往与国家关系混为一谈。关系好时为“友邦”，多看优点，否则反是。日本百年来大部分时间是中国的“国耻”所在，国人提起日本很难心情平和，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痛。如有人提倡认真研究日本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引起反感，把“知日”等同于“亲日”发展下去就与“汉奸”联系起来。抗战期间由于汪伪政权的存在，日本又大肆宣传“中日提携”之类，使一切爱国人士更耻于接近与日本有关的事物，包括语言、文化。

                     
                  其二，把日本作为“二传手”。早期中国留日的学生或以日本为基地从事革命工作，或通过日本学习西洋。实际上许多欧洲文献也是从日文转译而来，因此现在许多通用的新名词究其源都是日文的汉字来的。即使长期身在日本，受到不少日本文化熏陶，但把日本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孜孜以求，在现场做深入调查的却很少。

                     
                  其三，泛政治化和高度实用主义。这是国人在一切领域的通病，非独日本研究为然。只注意政治、经济，只有“有事”时才引起注意，于是大家一窝蜂关注某一个问题。暂时与决策无关的，详细的国情，不论是自然的、人文的，很少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耐心去钻研。日本尽管居亚洲“四小龙”之首，常被提到，但注意力也只在其经济，甚至把它的繁荣纳入“儒家”文化的成就，为恢复中国传统文化论者作依据。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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