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前，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以暴徒似的火炬卫士、过敏的民族主义和压制性的政府为主导。但自从四川地震以来，国家引导的大救援以及中国民众源源不断的慈善成为舞台的中心。这个国家真的改变了很多。

　　我在1989年离开中国，当时我7岁。我的母亲和我到伦敦和父亲团聚，父亲那时是中国政府公派的博士生。我在伦敦长大，在美国上大学，后来去巴黎攻读硕士学位。我的国际教育是好奇心和不安份的产物。我本质上是一个西方人。然而中国在我的身份上、在我的心中有特殊的位置。

　　我第一次来伦敦的时候，即使是最亲中国的海外留学生都抨击中国政府。我迅速改变我对毛主席的信仰，认为西方可以帮助中国民众获得自由和幸福。在学校，我受到的教育让我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别人告诉我的一切。但所谓的中立媒体的行为让我感到困惑。关于中国的报道中，所有中国受访者对自己的生活都没有积极的看法。在我看来，西方媒体专门突出中国最坏的一面。

　　在奥运火炬传递示威事件中，普通中国人的愤怒回应被自动假定为受宣传鼓动。现实情况是，中国民众幷没有被洗脑。尽管他们可能更多地依赖国内的新闻来源，但他们知道信息的审查，而且很多人阅读英文的西方消息。而我的西方同仁则相反，他们只相信那些以市场为导向、迎合大众情绪的、渲染公众对一个不同文化国家的崛起的恐惧感的西方媒体。

　　中国以自己的文化为豪，但对其他国家的文化也抱有好奇心。中国民众真诚地把奥运视为把世界引入中国的美好方式。打开大门却发现被误导的道德蔑视扑面而来，这令人深感受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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