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费出国留学是出国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近20年，通过自费渠道出国留学的人数超过国家公派和单位公派之和。最近几年，自费出国留学发展迅速，人数增加很快。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在政策上体现“支持留学”的方针，国家多次调整自费出国留学政策，逐渐理顺了自费出国留学的渠道。可以说，自费留学目前已成为我国出国留学教育的重要渠道。 出国留学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出国留学活动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并具有许多十分突出的特点。20多年来，从国家到地方，从高等院校到科研院所，逐步建立起一整套与国家、社会和个人发展相适应的出国留学管理和运行机制，国家公派、单位公派、自费留学三条渠道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20多年来，有关出国留学教育的实践活动和政策研究，一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教育部的领导以及从事出国留学教育的管理者和学者们共同关注的问题，也是最能使青年学子和新闻媒体倍感兴奋的焦点话题之一，从而形成了一道道绚丽多彩的风景线，把一个改革的大潮点缀得色彩斑斓。我国的出国留学政策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最终于1992年前后形成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工作方针。出国留学教育的政策研究在近20多年来之所以受到特别的青睐，并得以迅速发展，既有国际经济和国际教育迅速发展的背景，也有中国社会需求方面的原因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而把此项政策的具体内容、研究制定的过程、发布执行后的实践结果和效益评估的标准作为共同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发展、出国留学教育自身和学术建设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 我国的出国留学政策是由国家公派出国留学政策、单位公派出国留学政策、自费出国留学政策以及留学回国政策这四个系列的二级政策共同或交叉组成的。而上述四个系列的二级政策又是由若干具体的三级制度和规定分别或交叉组合构建而成。20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年中，重要的出国留学教育政策不断出台，我国出国留学教育实践的发展和改革正在日益深化并不断成熟。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一项好的政策和制度可以在没有直接投资的情况下产生极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一项不好的政策和制度却可以使巨大的政府投资化为乌有，甚至产生负面效应。我国近几年中自费出国留学的情况与问题，同样也面临着“是”与“非”的评估，并正处在“如何导向与对策”的十字路口上。种种迹象表明，对此问题进行政策性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已不言自明。 现状：从最近几年我国自费出国留学有关综合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自费出国留学的活动具有总量增幅较快、留美比例较大、低龄化趋势渐盛、平均学历和层次较高、多为优秀学生等特点。 据国家教育部的不完全统计，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截止到2000年底止，全国共约有37万多人，通过国家公派、单位公派和自费留学渠道，前往103个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学习或研究。留学攻读的专业几乎涵盖了现有的学科门类；留学的规模和强度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前所未有的。学成后回国工作的留学人员约有十几万人。目前仍在国外的各类留学人员有20多万人，其中大约有十多万人在美国。 虽增幅较快，但严格来说总量并不很大。据美国国际教育研究中心最新公布的统计报告，1997年中国大陆在美留学生数量仅次于日本、韩国且相差不大，约为4万7千人左右；访问学者数量则为日、韩的总和，名列前茅约为1万多人。而2000年度内在美国注册攻读学位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不含访问学者)达到54466人，比1999年度的51001人增加了3465人，首次超过日本，居留美外籍学生的第一位。 据统计，2000年中，我国大陆到国外高等教育机构留学的人员(含访问学者)约为4万多人，其中自费留学的约3.3万人；赴美的人数约为8千-9千人；前7个主要留学接受国为：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法国。有关数据显示，由于近年来许多发达国家接受中国留学生的能力和数量的不断增加，从而使得我国大陆青年在留学国别的选择上正逐步向多元化发展，多年来少数国家接受我国大部分留学生的局面已是明日黄花。 成因:近一二十年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这一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和进程，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留学教育的发展速度也随之逐步加快，并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 80年代初期，世界各国的留学生总数不到100万人，而90年代末则已超过200万人。此间我国接收外国留学生的数量亦不断上升，目前已居世界前十位。 如将我国的高等教育与美国的高等教育状况相比：国土面积相近，人口却5倍于美国；1999年我国有1942所高等学校，在校生约为719万人，毛入学率约为10.5%；1997-1998年度美国有4064所高等学校，在校生约为1450万人，18-19岁年龄段的入学率约为62.2%；我国25岁以上每万人中接受大专以上教育的只有590人，而美国为4650人。 近几年，我国大大加快了教育改革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其发展之迅速令人们始料不及。尽管如此，当前我国的教育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困难：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国内大学和高中学校的数量仍然偏少，办学条件和师资状况仅能满足最低标准；教育发展不平衡，教育资源不均等，优质教育资源奇缺；教育机构布局不尽合理，总体质量也偏低，升学竞争比较激烈；几乎各个教育阶段都具有被迫交纳不断增长的、高额的所谓“捐资助学款”的现象；法律规定的受教育权利并没能使相当数量的受教育者得到同等、公平的教育机会和待遇等等。 总之，目前我国基础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整体规模均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和公民个人的需求。公民个人需求方面主要的心理表现，就是由于独生子女现状而普遍存在家长中的“望子成龙”和“望女成凤”的心态与期望，这种期望又不断地敲打着青少年人：“人生的路只有一条，就是上大学！”而公民个人需求方面主要的物质准备，就是拟用于子女教育的储备资金在家庭支出中占有极大比例的现状，从而加大了消费者生活水平和质量提升的不确定性。 由我国居民巨额银行存款中用于高等教育的巨大潜力以及公民普遍对独生子女“成才期望”引发的激烈中考和高考竞争，使我国高等教育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因此不但时时敲打、激发着正常的出国留学的市场，并且使申请留学当事人的平均年龄不断下移，同时也严重地影响了对子女接受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顾虑重重的我在外留学人员回国工作的意愿和计划。 与上述情况相对应，是国外大学的生源不足。随着发达国家人口数量的不断减少，近几年来许多国外大学的生源不足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学校的生存，招收中国留学生也就成为这些学校摆脱困境的出路之一。 各国大幅度调整接收外国留学生的制度，相继取消了一些政策上的障碍，逐渐降低入境、入学的门槛，从而使我国自费出国留学的人数不断攀升。近几年在我国大陆举办的外国教育展络绎不绝、场面火爆且参展的外国教育机构趋之若骛，众多留学中介机构应运而生且层出不穷。 德国驻华大使馆甚至自2001年6月18日开始，启动了一项“无需通过中介机构、无需交纳高额中介费用、可直接向德方提出留学申请、简化留学签证审批手续”的留德新程序。澳大利亚政府也于2001年7月1日对接受海外留学生的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上述一切都表明，发达国家对我国高等教育巨大的潜在市场(表现为我国居民准备用于中学教育、主要是高等教育的巨额资金和庞大的“准人才”群体)的“虎视眈眈”。 与此同时，国外各类奖、助学金对我国人才或准人才的吸引，以及国外比较宽松的教学环境、舒适的生活条件、活泼的教学手段，整齐的师资力量等等，在总体上都普遍优于国内，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 在社会不断进步和我国加快扩大对外开放战略的总体形势下，从申请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家庭的支付能力和政治安定、社会稳定、公民权利以及国际惯例等方面来看，国家几乎没有任何理由限制公民申请自费出国留学。实际上真正对自费出国留学总量进行控制的是各国接收中国留学生的能力。 一般来讲，受各国政治、经济、教育政策的制约，这种能力不可能是无限的，绝不会因为我国申请留学人员数量的大量增加而增加。问题在于，各国出于自己“国家利益”的种种考虑，最终接受和提供奖学金的外国留学生一般都是他们在专业上和层次上所需要的、相对优秀的尖子人才或准人才。这才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也是我们不情愿付出、又不得不付出的巨大的代价。还是西方人自己的那句老生常谈：西方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内各级政府始终致力于消除体制因素对人才的制约，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诸多原因，我国目前还没有完全建立真正适合人才培养和发挥作用的体制以及公平竞争的机制。在培养人才、特别是在保留和使用人才的能力上还十分有限，在国际社会的竞争中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内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严重滞后，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人才流失严重。下面三个数字似乎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据北京市人事局的统计，截止2000年底，在北京市市属的干部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仅占28.7%。 有专家认为，根据对现代科技发展史的研究，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科技人员的平均年龄接近25-45岁这一最佳年龄区时，该国的科技事业才会迅猛发展。而在我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的“八五”项目中，首席科学家年龄小于50岁的仅占4%，小于40岁的仅占2%。另据北京市人事局统计，截止2001年6月26日止，已有516名留学回国人员到北京注册登记创办高新企业。其中77.7%的人具有硕士学位，20%的人具有博士学位，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35.5岁。 尽管几乎各个传统部门中都普遍存在着人才、知识和专业结构不合理、整体素质不高、平均学历和待遇偏低等问题。据教育部一课题组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国内毕业研究生中人才偏聘、低聘的现象“十分严重”。各部门中的青年科技和专业人才的比例都明显偏低，降低了他们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从而使他们大量流向国外以及外资、合资、独资企业，造成了人才分布上的断层，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教育和科技的创新和发展。即便是国家公务员队伍，由于其“入口”没有严格的资格限制，以致造成某种程度上的无序和混乱状态，影响了队伍的整体素质。 近几年中，在国家对出国留学政策进行宣传，并对留学回国人员采取一系列特殊的优惠和鼓励政策的同时，也使得家长鼓动子女出国留学和青年人自身渴望出国留学的热情越来越高，就连普通人都逐渐树立起这样一种观念、甚至是信念：要想立业，先要留学。 1992年，我国确立的“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工作方针，现已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总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国留学政策的根本调整使中国不再仅仅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把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作为基本点。 对策：继续坚持“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政策，不断健全、规范、完善“自费留学中介机构”的服务体系，不断完善“鼓励回国或为国服务”的导向机制。 20多年来，经过国家和地方的各级管理者以及广大留学人员的不懈努力，共同进行研究教育科学、更新教育观念、透视国际教育发展趋势、推进留学教育的改革，为不断完善我国现行的出国留学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创造出中国历史上出国留学活动发展最快、最有活力、最光彩的一个时期。近几年的国家公派改革、实施春晖计划、整顿留学中介机构、创办留学创业园区，更是高潮迭起、有声有色、可圈可点。出国留学工作已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根植祖国、贯通中外、关注和把握世界科技前沿的留学生这一群体已成为国家重要的人才库、知识库、思想库，成为知识经济与技术创新体系的骨干，成为高新技术的辐射源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生力军。 目前，全球范围内综合国力的竞争已进入了以科技和教育为基础的人才竞争的新阶段，实施科教兴国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中国将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对外开放将进入新的阶段。我国政府将继续扩大教育的对外开放和交流，将坚定不移地执行“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和政策目标，并不断加速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进度。 可以预见，我国每年自费出国的数万名留学人员，在经出境后五年至十年时间的努力，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将成为中华民族最宝贵、最有价值的优秀人才。为此，作为感情投资，作为“支持留学”的具体体现，国家有关部门应当不遗余力地为出国留学人员、特别是为自费出国留学人员申请出国留学的行为，开辟一条更加顺畅无阻、更加简便快捷的“绿色通道”。 自1999年8月份以来，教育部会同公安部对全国的自费留学中介机构进行了审核，此后分批对其中228个自费留学中介机构的资格予以认定，并对450个机构不予批准。从总体上来看，自费留学中介服务市场运行基本平稳、正常。但是，仍然有诸如非法中介、无照经营、转租转包、高额收费、擅自扩大业务范围、签约学校质量低劣等各种问题存在。因此，清理整顿和规范、完善自费留学中介服务市场的工作，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1990年1月25日，我国开始实行“对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自费出国留学人员收取高等教育培养费”的制度。但是，随着近几年来各方面形势和情况的变化，出现了许多不宜继续收取此项费用的新情况。对此，有关部门已于2000年中完成了有关的专项调研报告。该报告认为，美、日、欧等西方国家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而加紧吸收我优秀人员和人才的形势异常严峻。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相抗衡，在国力和财力比较上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就国家一级的出国留学政策而言，似应更注重对我国自费出国留学人员进行感情投资。因此，适时调整、完善自费出国留学政策，及时废止已丧失实际意义的自费出国留学收取培养费制度，对国家来说，不仅是以微不足道的支出或投入，资助了成千上万的青年自费留学，而且对自费出国留学人员来说，无疑将是一笔十分重要、几乎是无法计量的感情投资。此举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将有可能对我国的出国留学活动、出国留学工作和出国留学政策产生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和正面影响，并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必然会凭借其雄厚物质基础的支撑，极力宣扬他们的政治观点和价值观念。另外，纵观杰出人物、优秀人才的成长历程，他们的意志、品质、心理素质往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对出国留学人员、特别是对自费出国留学人员进行富有成效的素质教育和国情教育，就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教育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力资源形成的过程。我们应当让青年学子既自觉、又牢牢地记住：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虽历经磨难仍得以生存壮大，并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明；中国文明渊远流长、博大精深，她是最古老、最丰富、最深广的古代文明之一；炎黄子孙与之难舍难分应当感到自豪。此项工作既是社会主义素质教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同时也是出国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0多年中，已先后约有十几万留学人员学成后回国工作。他们把在国外学到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带回到国内的工作岗位，再以自身创造性的活动博取优异的成果。与此同时，近几年来迅速兴起的在外留学人员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的活动日趋活跃，为祖国争做贡献已蔚然成风。在外的留学人员通过短期回国讲学、学术交流、联合科研、引进项目和资金、提供信息和技术咨询服务等多种方式与国内单位开展合作。 20多年来，从国家的各级政府到各企、事业单位，都相继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支持和吸引在外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以多种方式为国服务的政策性规定，建立了相关的管理及服务性机构和留学人员人才库，设立了许多种针对留学人员的专项基金；国家还在全国范围内创办了数十个“留学生创业园”，在科研、教育、文化、住房、金融、税收、出入境等方面提供与国际间接轨的配套服务条件。据不完全统计，由留学人员创办的企业目前已达数千家。 在知识经济正向我们走来的今天，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已经成为决定国家竞争力的因素。我国在校的优秀学生(包括中学生)、高层次的在职人员和在外留学的尖子人才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猎取的重要人才、准人才资源。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全世界都出现了高科技人才紧缺的危机，由此引发并波及全球的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 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应采取积极的态度，从本国实际出发，努力改善基础条件并加强自主创新水平，以不断提升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目前，我国在引进人才方面尚存在政出多门、形式主义、宣传过头、落实不够等问题。另外，由于近几年国内赴国外招聘的团组过多、过大、过滥，有些单位给出的优惠条件也过高，因此已经引发和产生了一系列对我国十分不利的负面影响和作用。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仅受教育人口就有近3亿；文盲率占总人口的8.7%，约为1100多万人。如不将沉重的人口压力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国家将难以持续发展。因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已决定采取有力的改革措施，加大对各级教育的投入，以提高教育的供给能力，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 目前，应在不断加快国内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建设、发展与改革步伐的同时，实行引资与引智并举；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积极稳妥地推进多种类、多形式、多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立足国内，培养国家需要的各类人才，进行不出国门的“出国留学教育”。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办学、合资办学，引进国外资金来发展我国短缺、薄弱的院系或专业学科；通过引进先进的教育技术、教学手段、教育设施设备、教学的方式方法及组织形式，学习国外先进的教育观念、办学理念、管理体制，促进我国教育改革、提高教师水平、改善办学条件、优化办学模式、加快各类人才的培养。(苗丹国　杨新育　白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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