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解放报》日前刊登一则报道，讲述外国学生在美国的处境： 在“9·11”事件发生两年后的今天，外国学生仍受到美国新的安全法的监视。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由美国国会通过的反恐法令）的规定，凡是今年要来美国的人都不得不过一道关：出发以前到美国驻当地使领馆同美国外交官面谈，使领馆移民事务负责人有权不加解释地拒绝发给有关学生签证。 更有甚者，布什政府借口有两个劫机者持有过期的学生签证，规定各大学必须向国内安全部尽可能多地报告外国大学生的情况，以便将这些大学生纳入新的信息监视系统。美国当局要了解这些大学生的一切情况，如地址、电话号码、在美国领土上的人际关系……在这一年里，每个大学生都必须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包括周末外出情况），否则就会被驱逐。 这种形势愈演愈烈，以至开始受到大学界人士的批评。8月27日，纽约大学艺术和科学系主任凯瑟琳·斯廷普森为《洛杉矶时报》撰写了一篇社论。她在社论中对政府的这种“热情”表示不安，说这种“热情”“在安全需要与我们的自由传统之间制造了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冲突之一”。这位系主任强调指出，在美国有近60万名外国大学生（其中有4600名外国大学生在纽约大学学习），“美国有三分之一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不是出生在美国”。刚刚接收了一批新大学生的凯瑟琳·斯廷普森说：“我觉得有必要提出抗议，因为我认为那些做法会适得其反。我当然知道我们受到了威胁，我曾亲眼目睹世贸中心大楼倒塌。但我不认为把目标指向来这里求学的大学生就能结束恐怖主义。” 纽约大学位于世贸中心附近。在这所大学的校园里，我们看到一些大楼上挂着一些横幅标语，上面写着“欢迎”的字样。但在开始上课的外国大学生中却有一种奇怪的气氛。在接受本报提问的十几名外国大学生中，多数人同意谈自己遇到的“麻烦”，但总是欲言又止，而且不愿意披露姓名。一名俄罗斯学生说：“的确，我们并没有感到自己是受欢迎的。我在来这里之前曾受到盘问。他们要求我提供我在美国认识的所有人的姓名，问我是否是激进组织成员。然后，我必须等待一个多月才能知道自己是否获得批准。他们差不多是在用放大镜观察我们的举动。” 在外国大学生中，阿拉伯大学生的感受最深。一位年轻教师对我说：“他们有一种不公正感。现在，许多大学生不能来美国学习。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感到自己受谴责。大学生们来看我，向我讲述这一点，他们觉得受到孤立，被人误解。”摩洛哥大学生费萨尔·法拉基在华盛顿广场上对我说：“美国政府似乎认为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法拉基于1996年到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大学学习，2001年进入纽约大学学习法语。今年夏天，他感到自己被当成了“罪犯”。当时，他度假归来，按照规定向肯尼迪机场海关出示了学生签证。但美国移民机构的人不让他登机。他不得不留下指纹，同意让人拍照。接着，他发现自己的行李已被检查过。他抗议说：“我像所有在美国居住的来自近东国家的人一样，已经在1月份接受过检查登记。而他们现在却没完没了地向我提问题。当我问今后是否每年都要这样接受检查时，他们回答我说：‘有人要为9·11事件付出代价。’我不理解。我已在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我现在在考虑，是否应当到其他国家去完成学业。” 这正是美国的一些大学教师所担心的。他们担心这些外国大学生可能大批离开美国，选择其他比较宽容的学校。纽约大学物理教授艾伦·明瑟谈到了一名伊朗大学生的情况。他说：“这是一名优秀的学生，但离校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今年夏天，他回国探亲。但假期结束以后，他被拒绝重新踏上美国土地。他是我校最优秀的大学生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然会想到：全世界的大学生为什么要冒险到美国来自找麻烦而不到加拿大或英国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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