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许多国外的大学校长、专家看来，无论怎样，大学办企业是不合适的。

　　据悉，虽然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也有经营性资产，而且数额巨大，但它们的运作方式不是办企业实体，而是搞金融债券，同时它们更大的精力是放在承担技术转化的职能上。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经济学家卡诺依针对中国大学办企业的风尚提出建议：“中国要真正成为创新型的经济社会，80％的应用研究应该由公司自己完成。政府不应该让学校进行这类应用性的研究，而应该鼓励企业来做。大学不是进行应用性研究的理想场所，因为大学无法对市场做出预测。”“中国的国情与外国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国内高校办的企业在体制上的一些弊端也带来了负面的效应，应该引起关注。”清华校长顾秉林指出，近年来，校办产业存在大量的“无限责任”性质的公司，学校直接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在资产、人员、地域等方面校企不分，企业本身的运行和管理亟待规范；没有建立起学校对企业投入、撤出的良性退出机制。

　　国内的一些校长、专家指出，许多校办企业大多先天不足，最大的体制上的弊端是校企不分。

　　校企不分严重的后果是，学校把企业的钱和事业的钱放在一个“口袋”里。有的高校在企业资金周转不灵时就先拿事业的经费去补。

　　还有专家指出，目前一些大学大搞科技园区，进园区的校办企业良莠不齐，不仅钻了国家税收的空子，也使得学生的思想受到干扰，产生“一切向钱看”的负面思想。

　　鉴于此，许多校长、专家指出：产权明晰、科技创新、服务社会的校办企业应该是越多越好，但如果没有这些基础，一哄而上的校办企业却是越少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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