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本刊编辑部在2004年岁末请来有关人士就2004年留学市场的特点及变化这一论题组织了一个小规模的论坛，并对2005年留学市场的走势进行了预测。与会者高屋建瓴激情纵论，观点独到精辟深入，听后获益匪浅。为扩大影响，我们将论坛上嘉宾们的精彩发言在这里归纳整理，以飨读者。
参会嘉宾:
陶洪建 教育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司涉外监管处 处长
丁红宇 北京市教委对外合作处 调研员
王震宇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研究员
范作申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 研究员
李晓军 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对外合作处
接 克 世纪博园留学服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徐 南 《21世纪》杂志 主编
2004：留学市场在政府监管和公众监督下踽踽前行
编者:从2004年留学市场上反馈回来的信息是五花八门的，2003年整顿，2004年规范，曝光、预警接连不断，留学中介机构传来一片叫苦声，大叫生意难做，个别中介干脆撤牌退出，有大胆预测者说：留学中介市场要重新洗牌了。
管理者则以为，一系列的规范措施出台后，效果十分明显。最能说明问题的反馈是，2004全年的投诉量大幅度减少，而且投诉减少的幅度大大超过他们的想象。
老百姓则说，留学市场中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要留学，不找中介找谁呢？可不是，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讲，留学面临的未知数太多了。
面对如此纷杂的声音，如何评说2004年的留学市场，与会者为我们理出了如下的思路，他们首先提出--
2004留学热度不减
陶洪建:回顾2004年的留学市场，第一个特点就是：留学还是当前社会和家庭甚至是国际上关心的热点问题。
原因很简单，一是留学是成才的路，大家都有共识，留学涉及到每个家庭每个人，社会关注是当然的。二是留学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学培养人才，政府关心这个重要的领域，所以政府的许多声音在留学工作中也有体现，政府推动了很多工作，发布的政策都与此有关。三是留学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教育输出成了有些国家的支柱产业，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留学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还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从以上三个方面的情况看，留学在社会上的影响不减，大家对留学的热情没有减下来，国外的政策仍然在千方百计地吸引中国的学生。
最近我看到一个调查:2003年全球的留学人员是310万，预计2020年将达到580万，上升的幅度是87％。从国际上讲，全球留学市场的流动数量在增加；从中国的情况讲，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留学的基数还在上升。城市里的人大体上知道了留学是怎么回事，而乡镇上的人要去留学，这个数量也不小，后者中不少人离自己有能力办出国还有一定距离。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大家对教育很重视，而国内优质教育资源仍有限，所以一定时期内留学可能还是个热点，而热点就意味着提供服务就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意味着留学中介有很多工作要做，今年是如此，明年也是如此。
王震宇:从社会整体的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不可遏止。近年来社会发展的趋势是稳定的，不但是稳步增长，还会是大幅度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又是独生子女的一代，人们有教育需求。
中国有教育传统，一个是对孩子看得比较重，再就是重教育，唯有读书高。不管他挣了多少钱，如果他的孩子没有受过相当的教育，他会觉得他的孩子不够品牌。在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情况下，留学的势头，对国外优质教育的需求还是有增无减的。整个来说，留学这个热点还要持续很长一个时期，这个潜在市场肯定要保持相当一段时间。
留学年龄、学段下降，留学选择趋于理智
丁红宇:这几年，留学人员的群体有两个变化。一个变化是从留学人员所学的学段和层次看，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期，基本上是读完本科以上出去的，以读硕士为主，还有访问学者和高级访问学者。到90年代中期，逐渐从硕士、博士研究生阶段，下降到读本科为主；到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本科和本科以下的占到一半以上，其中高中以下的估计在20－25％左右。有一个从高学段到低学段这样的变化。从年龄上看，从成年人降到青少年的层次。
第二个变化，选择到国外留学的心理和思想状态，也经历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变化。一开始就觉得出去留学好，中国人望子成龙，加上一百年来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的心理影响，总觉得洋人比咱们强，只要是国外的就好，不管是菲律宾、马来西亚甚至是非洲的一些国家也比我们好。由盲目地或者说是感性的出去，逐渐地过渡到理性一些。理性表现在他有一些选择，比如对出去的渠道有一个选择，个人、亲戚朋友、网上、教育展还是中介机构等，再有出去后上哪些学校、读哪个专业也有考虑，不完全是跟风，对国家、对地区、对语种都有考虑；还有对不仅出去学语言，还要考虑拿一个洋文凭、职业证书；再就是对将来就业的考虑，是在国外就业还是回国发展，国外什么行业就业比较好，工资待遇机会发展前景等都要考虑；还有移民的环境等。对出国留学有一个全方位的考虑，比较理性，然后做一个选择。
范作申:小留学生人数相对增加是一个事实。我认为这从学习语言的角度看比较有利，但从专业学习的角度看，很难打牢基础知识。数理化学习对逻辑思维的要求很高，在完全陌生的语言环境里，如果不能完全吃透专业知识，学习基础不扎实的话，将来打算进一步深造，在专业学习上有一个飞跃就比较困难了。
随着留学预警的发布和一些中介的不规范经营行为的曝光，有一些人留学不再通过中介，中介自己也觉得客户在减少，与会者则认为——
留学人数不比往年少，自费留学的主渠道还是中介
丁红宇:我认为，目前自费留学的主渠道还是中介。因为有几个明显的情况摆在那，第一是中介的信息占有量大;第二它有自己的渠道，国外国内都有，有自己的网络和组织系统，有很多的优势，能够针对国外的政策及时地做一些调整。北京市2002年通过中介出去的是1万多一点，2003年是1万3千多人，增长了将近20％，是个高峰。2004年不会有太大的下降，增幅也不会太大，我估计应该是同2003年持平略有增长。
陶洪建:自费出国留学中介仍然是留学市场上的主力军，其发挥的积极作用应予以充分肯定。我今年六、七月份去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在这以前，一般统计的结果是通过中介留学的一般在百分之六十，到这几个地方看一看后，有的地方通过中介出国的留学人员有百分之八十。包括在日本，到一些学校问留学生谁是通过中介出来的，大部分都举手。这就证明，中介帮很多人实现了留学的梦想，做了很多事，是留学服务中的主力军。而中介的服务质量通过一个时期的规范，也比过去有很大提高，除了政府部门推动的一些规范措施，主要是人民群众对其要求高了，要不然他就不具备竞争力，在市场上就无法生存。
丁红宇:留学中介的形象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包括他们在“地下”阶段和刚刚走到明处的初期，正是老百姓急切出国的热潮出现时，他们赶上一个火爆的时候。当时很多人去找他们，把他们当作救命稻草。因为是教育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的，老百姓觉得很可信，是合法的中介打击非法中介，对他们非常地信任和依赖，觉得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恨不能就是把孩子就交给你了的感觉，期望值很高。这个阶段中介是很受老百姓欢迎的。
结果两三年后，到了2001、2002年时，投诉开始增加。02、03年投诉明显增加，比出国留学人员增加的幅度要大得多，成倍地往上涨。一开始，我们还有信必复，来人坐下来谈，后来就不行了。这一阶段对中介由依赖逐渐转化为以怀疑为主，进而不信任。中介的形象受到很大的影响，老百姓基本上把它们当成了骗子。由救命稻草到当成骗子，中介是自己把自己的形象给毁了。
第三个阶段，从中介的形象来看，现在基本上比较正常，就是把它们当作一个商人来对待。商人嘛，你应该合法经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想作为中介，应该起三个作用：第一个利己，合法经营可以获利；第二个是利民，对出国留学人提供帮助；第三个是利国，给国家纳税，帮助国家解决教育资源不足，推进国际教育合作。他是一个商人，他要营利，但必须遵纪守法，规范经营。谈到今后的发展，中介机构的形象，除了是一个商人外，应该还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合作者，是出国留学人员的一个伙伴。
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参与市场的各种角色依据市场交换的原则进行交易，中国的留学市场尚处在初期由无序向有序转变阶段，因此--现在的市场还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出来说话
陶洪建:中介包括留学市场这块，应该是市场的各种角色综合在起作用，政府的作用在于监管、指导和服务。实际上，在留学中介市场管理上政府仍是起了主导作用。这种情况有利的方面是政府没有私利，因为政府的执政理念就是要替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服务，保持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合理分配，所以做事情或推进工作比较公平。也有不利的方面是，有时政府声音太强，大家会从政府传达的信息上出现理解上的偏差，比如，政府披露了一个事情，他会认为一片黑暗，而表扬了一件事，可能又会觉得不错呀，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
不过总的看，政府主管部门在2004年大力支持自费出国留学工作，在引导和管理工作上发挥的作用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比如公布国外正规学校名单、发布留学预警、打击非法中介活动等，在市场上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有的工作的作用比预想的还大。比如预警，除了起到解决留学工作中突出和重大问题的作用，还被有关方面看作是在更大范围内标志着中国对国际教育质量的关心。换句话说，通过预警把有关情况披露后，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国际交往中设立了保护利益和质量的一道门槛。这样没有质量的教育就不能再面向我们的市场了，因为他失去了生源。再比如公布国外学校名单，先把好学校或质量相对可靠的学校向社会做介绍，对留学和合作办学都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而且从长远看它的作用可能会更大。
徐南:对于留学市场的健康发展，政府功不可没，起了很多关键性的作用。这是一个崭新的市场，这几年刚刚发育起来，在这方面政府的很多工作是开拓性的、新创造的。市场管理方面能规范的这么快，政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年终总结:安全规范，放心学，给社会树立相对公平的可遵循标准
陶洪建:经过一段发展，自费出国留学有了更好的发展前景和基础。涉及到留学的各个方面在意识到问题的存在的基础上在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
需要强调的是，政府主管部门为了保护留学人员的利益，除了上面所谈到的工作，还加强了与国外政府部门的磋商机制，促使国外加强对学校的管理。同时，留学中介也在探讨许多“救市”的办法，比如说北京市签了诚信协议、现在还在酝酿行业协会等。中介在想如何把这个工作做好，不管是形象包装也好，货真价实的服务也好，大家意识到问题要客观看待，其中核心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以树立好的形象。
所以总体上来说，2004年的出国留学工作整体上是进一步向安全规范的趋势上发展，向放心留学的方向上发展。应该说年初所设定的留学质量年的目标基本上实现了。
这中间媒体的作用很大，起了积极的作用。2004年有关工作跟媒体保持了比较好的沟通关系，若没有媒体的合作，有关工作的强度可能会受到影响。
徐南:作为媒体，我们也在力争发挥出真正媒体意义上的功能，把相关政策很好地传送到读者当中，在传达信息的过程中努力帮助消费者提高他们的分析能力和理性判断能力，让他们自己有能够选择的能力，这样对这个市场的成熟会起到积极推进的作用。
2004：根本上解决问题尚需时日
编者:与一年送出去十来万自费留学生相比，投诉留学中介的比例并不高，但俗话说“坏事传千里”，更不要说是传到了万里之外的异国。也正因为此，使得留学市场的整个链条常常在“维权”这个关键环节上滑扣，学生在留学过程中，国外只要出了任何一个问题，很多情况下是中介说不清道不明，主管部门作不了人家的主，法院审不清官司，消协难以真正发挥作用。正因为如此，减少留学的盲目性和继续加强对中介的规范管理，提高中介的服务水平便显得格外重要。
在维也纳学音乐的东北女孩
王震宇:我今年在维也纳访问时，见到了不少在餐馆、超市打工的中国学生，一问才知道，有的家长根本不知道他孩子送出去后干嘛了。
几年前，我做过国内最大的1045名留学生的问卷调查，有留学回国人员还有正在国外的，后来又做了个反馈。所以我形成习惯，每年出国接触到留学生就要聊，聊各方面的事。今年刚去了奥地利、荷兰和比利时，见到不少留学生，尤其是他们的生活，虽然片面，但是比较鲜活。
我在维也纳时去饭馆吃饭，到超市买东西，就可以看到在那里打工的中国学生。今天来了，他们在那上班，明天来了，他们在那上班，中午吃饭时他们在那上班，晚上去吃饭时他们仍然在那上班，这叫什么留学生？我问他们:什么时间去上课？一天工作多少小时？他们说，经常是一天工作12个小时，加上来回路程，将近13个小时，累得呀，不可思议。
一个从东北去的小女孩:一边“哎呀”跟我说着话，一边忙着，没有一会儿闲下来的时候。她不停地收拾着碗碟，手脚非常麻利，根本不像独生子女，全是出去练的。
我问她:“在家不干活吧？”
“哎呀，在家哪干过呀？”
一边说着一边做着，一边招呼着客人，一会儿端着俩菜出来了，一会儿又端着碗筷进去了。我看她的情况，就问她:“你们家是不是是工薪家庭？”她点点头:“可不是吗？要不然我在这儿干什么呀？”
她在维也纳学音乐，现在一周只上两次课，她说：“现在不行啊，家里支撑不下去了，已经投资30万了。”她父母都是普通的中学教师，现在的情况是家里已经捉襟见肘，孩子如果不打工，根本不能在国外生活。
一般情况下，一个学生一个月在维也纳的生活费至少400到500欧元，相当于4000到5000人民币，这对于一个中等收入的工薪家庭来说，是不可能供养的起的。开头是把家里的全部积蓄加上亲戚朋友的支持搜罗了20万，把孩子送出去了，然后每年投个几万，但根本满足不了，光是基本生活费就要七、八万块钱，还是手不松的孩子，手稍微松一点就得十来万。
孩子在那打工是多少钱呢？她在那个餐馆一个月是600欧元，在十分节俭的情况下能够顾住她的生活略有结余。艰苦的打工，就是fall time，和音乐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她对我说：“什么时候能够积累够钱？特别郁闷，有什么意思呀。”生活质量特别低，发了很多牢骚。
陶洪建:有的孩子音乐素养不是很好，国内读的也不是比较好的音乐学校，甚至在国内就读的都不是音乐学校，一下子送到奥地利，实际上很难进入比较好的音乐学校。但父母的想法是：奥地利不是音乐之都吗？只要进入那个环境就意味着成为音乐家大有希望。
王震宇:家长根本不了解那边的具体情况。我给那个在餐馆打工的孩子照了像，她说：“阿姨，你千万不要跟我妈说，你拍的照片如果让我妈看见非哭鼻子不可。”
盲目性不可小看，风险依然存在
徐南:我们接到过读者来信，说“我特别特别想留学，就是家里钱不多，你们说怎么办？给我指条路吧。”还有的家长不管自己的实际情况是否具备条件，也不管孩子是否愿意，一门心思要把孩子送出去。
陶洪建:现在大家认识到出国留学是比较好的成才之路，但是留学的盲目性仍然存在。包括留学当事人和中介合伙包装自己的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出国留学要货真价实地成为一个人才，你自己得具备成为人才的基础。绝对不能认为在国内学不灵了，通过出国就灵了，很多人就是抱有这种天方夜谭的想法。仍有不少人出国留学根本没什么理性可言。比如有人打电话就问：我怎么能出去？只要出去就行，包括个别大学生。一个大学生打电话来，说她读完了本科外贸经济，想去日本读语言，然后再去读专业。我们问她，联系好学校没有？她说：“没有，我先让中介把我弄到日本去，之后再说。”
有的父母只是听说到外边可以打工，打工工资不低，说不定还能联系个学校，就想通过留学把孩子在国内就业的压力统统通过跨出国门这条线给转移了，一味地强调留学。以上种种情况说明留学的盲目性不可小视，它带来的潜在问题很大。
王震宇:盲目性，一是超出自己的支付能力，不了解国外情况，或者是给孩子选错专业。以为到了维也纳就可以成为音乐家，那怎么可能！再有就是有的学校收了钱后，真正给你的知识储量非常差，不是货真价实的，假文凭、垃圾文凭、学校含金量差的问题非常严重。
陶洪建:现在有些学生出国留学读的学校不够正规，个别的质量较差。最近，我们了解的情况，媒体也有一些报道，国外卖文凭的国家似乎也不只一个。
竞争更激烈，市场更规范，要求提高服务水平
接克: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出国留学的队伍肯定是越走越大。现在想出国留学的人，过去是大学、大专生，现在有不少高中生、中专生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我们学生中有好多是农村户口的，尤其是沿海地区，家里拿个十万、八万不成问题。
但是留学市场竞争机制建立起来后，竞争更加激烈是个事实。市场也更加规范化，学生的选择也理性化，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是，如何去应付这种竞争的局面。
我觉得现在中介公司所处的环境还是很好的，毕竟还有国家政府告诉大家你是合法的270家中的一个。对于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中介的绝对数是很少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政府的保护。将来如果全面放开了，一两个人申请就可以办个中介公司，谁都可以做留学，加上现在信息又这么开放，或者出国越走越容易，中介公司面临的局面肯定会越来越艰难。怎么办？我觉得每家中介公司应该有自己的经营方法和经营之道：一是中介公司应该有自己的品牌或主打产品，成为它对外营销的一个策略；二是要提高服务意识，把服务水平做上去。
李晓军:我们中国留学服务中心是教育部国际司的助手，开展出国留学、来华留学、国外学历学位认证等方面的服务。已经连续做了9届国际教育展，目前我们正在准备2005年2月底的国际教育展和论坛，希望做一些对留学市场感兴趣的话题。这次论坛的主要议题是留学的产学研一体化、促进国内外学校之间的交流和中外合作办学优质教育资源的研讨。
我们中心在做这些工作当中，体会最深的就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不要说下到乡一级了，就是像我们做这个工作，天天接触案例，觉得很懂了，但真的到了那个国家，同他们沟通之后，又觉得我们懂得是很有限、很表面的。
陶洪建:留学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拿钱接受教育，谁能提供教育？主要是学校，其它都是辅助角色，所以与学校联系好是最关键的。中介在其中是搭了一个桥，中介如果在提供服务方面不努力，不能提供让大家满意的服务，将来国外学校办起中文网站，DIY，这些对中介业务可能都是挑战。
因此，自费出国留学工作的服务水平如何提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信息如何进一步对称、中介如何帮助留学人员做出更好地选择、留学人员包括中介双方的利益如何得到有效地维护，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好。
还有，留学是一个市场行为，政府怎样完善法规依法行政，用市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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