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赵金城等多位委员的担忧和呼吁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近年来，我国留学人员低龄化制造和导致的一些问题确实让人不得不为之深感忧虑。
一方面，不少留学的孩子在国内是“小皇帝”，他们往往缺乏适应新环境的能力，缺乏必要的自主性、自制力。他们到了国外，好的东西没学到，反而容易沾染一些夸张、奢侈的生活方式。回来以后，因为对国内的文化、基本国情缺乏了解，反而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有些甚至直接沦为了“留学垃圾”；一方面，由于留学花费巨大，一些身为领导干部的父母为此往往不惜以身试法，贪污腐败，工薪阶层的父母则只能勒紧裤带过日子，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上述多方面问题的出现、积累，应该正是诸多委员提议对留学人员进行政策限制的现实基础。但是，笔者认为，这种限制的提议本身并不理性，也不可取，本身缺乏可操作性，缺乏对一些深层次因素的考虑。
首先，接受教育、自由流动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如果因为出现诸多问题而用一定政策严格限制18周岁以下或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在读人员出国留学，那么，其显然既侵犯了公民的受教育权，又侵犯了公民的自由流动权；
其次，“限制”本身实际上难以操作。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我国外出留学的现实需求基础实在是广泛而深厚。实际上，我国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普遍的留学人员低龄化的问题，恐怕不仅仅在于诸多家长、学生对国外教育的盲目迷信———更为关键的，还是在于目前国内教育的相对不尽人意，在于我国社会各界对“海归”们在认识上存在着一种盲目推崇和依赖，在待遇给予上存在着一种过高的倾向。实际上，很多家长之所以会花费巨大地送子女外出留学，其主要目的，也正是在于尽可能地给子女营造一种优秀的学习、成长环境，在于为将来的就业、升迁赢取足够过硬的资本。
因此，笔者以为，如果不对留学人员进行一种深层次、广范围的“去魅力化”活动，如果国内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水平不相应地提高，不积极地与国际接轨，那么，政府固然可以一个“限”字说到老。但是，这种政策必然会因为广大民众有着紧迫、广泛的需要，而使得具体操作充满各种阻力。而且，这种限制本身极有可能在某些环节为某些政府部门权力和利益的扩张提供新的机会和空间。如此一来，只怕不仅难以解决现实的问题，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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