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这个民族在人文精神层面，经常有各种让世人无法理解的举措，其思想文化发展水平很难评估。“争土”“争常”同时进行这样的傻瓜行为，在日本人再正常不过。有些历史事实已经确定，远较现实问题更好分析，从日本人长期供奉的“和平神”，更好展示日本民族的人文精神素质。
人死后成为“神”，这个“神”就与前生的罪恶无关，这是日本人为靖国神社辩护的一个理由。实际上，人因生前行为，死后成“神”被供，赦其罪而彰其功这一做法，是一种可笑而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更何况许多人是功罪合一的。在日本京都一处寺院中，供奉着一个“和平神缪斌”。此事可说是一个历史笑料。
缪斌当过黄埔学校教官，参加北伐，后任民国江苏省民政厅长，因贪污被免职。“七·七”事变后他千万百计投靠日本人，经四处奔走进入华北王克敏伪政权，后来又转入汪伪政权，抗战反攻阶段开始和军统有一定来往。缪斌人生轨迹半辈子变幻不定，修养品德为人不耻，熟识者中皆对其侧目。连他最后处身的汪伪政权，也普遍不信任他，甚至无人肯与其私下交往。
1945年3月，日本本土已经受到盟军地毯式空袭，在大局已定的形式下，缪斌居然以“蒋介石代表”身份赴日谋和。根据现已公开的档案特别是盟军战后缴获的日本档案看，日本方面很把这个“和平使者”当回事，视其为单方面讲和拯救日本于灭亡的良机。中国政府方面，除了军统，包括蒋介石侍从室都没有此事的纪录。缪斌赴日军统肯定知道，而军统恰恰是那种“只要对敌不利，怎么玩得爽就怎么玩儿”的间谍机关，既不用对日本人负责也不必有道义考虑。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公开处决的第一个汉奸就是谬斌。
此人赴日谋和到底是怎么回事，因日本研究者和海外华人中的亲日派故意干扰，目前没有学术定论。但以1945年的历史状况，这样一个反复无常、人品不佳的小角色，不可能对时代进程有任何影响是明摆着的。而且当时日本政府内部也有不少人公开认为，“缪斌此人既无任何权限，又是个对敌我双方都无任何信用可言的欺诈师，相信此人，是无谋、轻率之举。”
如果国民党认真考虑要背着盟国与日本和谈，以民国政府的政治地位和政治经验，怎么也不会选择这么个人物当“蒋介石代表”。至于授首于民国刑场的“蒋介石代表”缪斌本人是怎么想的，只能去问日本的神位了。
这么个已经被绝大多数中国人遗忘的历史丑角，居然被日本人供奉，可以说日本人挺重感情，但更见出日本人不可理喻之处。生前不如此，缪斌死后何以成日本“和平神”？但生前如此怪异，怎么就被日本人给盖棺定论成“和平神”？日本人对甲级战犯的尊奉，其逻辑的混乱与道义的缺席，与此完全相同。这些战犯不发动二战，怎么可能让人牢记不忘，他们的惟一业绩，就是发动战争。既然二战罪行累累，凭什么成神就无前罪？
顺便说一下，抗战前后从各种渠道对日谋和的国民党人士有不少，这些人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进了汪伪政权，如周佛海高宗武。当然高宗武后来又回归抗日阵营。还有一类就是中国间谋机关搞出的杰作，比如军统特工扮成宋美龄的弟弟宋子良和日本人讲和――日本想找有份量的人物谈，中国有的是。不理解日本人，今天为什么不供奉这些人为“和平神”，单单供一个谁都不看好、连个固定政治立场和派系都没有的缪斌。
日本人常有极其怪异的举止，例如近来以国家形式同时向中、韩、俄3个邻国提出领土要求，几乎成了国际社会的笑谈。日本的这种表现与其人文精神发育不良有直接关系。现代国家以民族为基础，任何一个民族在长期社会历史发展都有其能良性循环的人文精神体系。笔者个人认为，当今世界欧盟、加拿大型人文精神体系，平和、内敛、底蕴充分，是比较先进的。德国最终洗清历史罪责，东西德顺利合并，以及欧洲统一的实现，皆为这种先进的证明。日本原本属于中华儒学文化圈，本土的神道教相对原始、粗糙。不可否认，儒家文化有其致命缺陷，但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儒家文化仍属一种博大精深的人文精神体系，如充分吸收还是益处良多。日本人显然没有充分接受儒学，否则也不会形成与儒家中庸之道相背离的扩张传统。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又一再试图“脱亚入欧”――今天的欧洲以和平为取向，“欧洲价值观”正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赞誉。嚣张跋扈、不可理喻的日本，何时有一点点欧洲的影子。放眼世界，“日本行为”可笑可悲可厌，当真也幸好是天下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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