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海归”建议,国内应当成立专业的招聘团或者项目鉴定委员会,对人才进行科学测评。胡勇举了一个例子,国内某地方政府的“华尔街抄底团”, 吸引了3000多名海外精英到现场应聘。当地华人或专门乘飞机,或开车6个多小时赶来面试,很多过去的金融高管排一个多小时的长队,只得到3-5分钟的谈话机会。“事实上,这是相当草率的,短短几分钟的交谈,很难判断出人才的真正价值。”
罗秀豪提交提案,建议首先在美国硅谷、德国巴伐利亚等高层次人才集中的欧美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华人华侨集聚地设立引才办公室,依托外事部门海外工作网络和引才办公室跟踪高层次人才动向,并建立海外人才需求预测、申报制度和需求信息发布制度。
胡勇对此表示赞同,吸引海外精英不是“一阵风”式的运动,而是一项长期计划。他表示,目前,其所在协会里聚集着几十名华人企业家、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是生物、IT、金融等领域的精英,大多有着回国的强烈愿望。政府可以通过类似的海外华人团体,与海外精英直接对话,吸引其回国创业。
引得来,更要留得住
“引得来,更要留得住。”袁兆亿不无担忧地说,如果没有合适的生长土壤,一旦全球经济回暖,海外精英就会像候鸟一样飞走。
在这场激烈的海外人才“争夺战”中,政府部门纷纷出台配套资金、子女教育、医疗等优惠政策。在袁兆亿看来,优惠政策并不是“独门武器”,其他城市都可以模仿。广东能否吸引高端海外人才,关键在于软竞争力的比拼,比如政府效率、创业氛围、制度环境等无形的方面。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融资难问题让许多“海归”在创业初期举步维艰。许多“海归”形象地将企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0—1(萌芽期),1—10(成长期),10—100(成熟期)。让他们苦恼的是,风险投资大多喜欢投向有大量订单的成熟企业,而对处于萌芽期和成长期的企业少有关注。
袁玉宇告诉记者,以迈普为例,整个项目需要5000万元资金。尽管项目非常具有吸引力,但是融资仍然耗费了其30%的精力。而在国外,有一套完整的风险投资机制。硅谷的许多中小科技型企业很有前途,经过评估专家测评,风险投资马上介入,解决厂房、设备、市场、执照等诸多问题。
同时,有些政府部门的办事风格,也让“海归”有些无所适从。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海归”告诉记者,由于政府信息不透明,自己在注册企业时白白跑了好几趟。当时申请注册“某某生物科技公司”,办事人员没有告知不行。让他哭笑不得的是,10多天后申请被拒,办事人员才告知其原因。
除此之外,由于难以习惯国内环境,特别是学术官僚化、复杂的人际关系等等,不少“海归”选择“二次出国”,这个问题值得政府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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