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郭一娜 实习记者秦逸发自北京 早上7点，不等闹钟响起，高木就早早起了床。为了达到像中国人一样说汉语的目标，他决定离开暖和的被窝，起来练习汉语发音。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嗓子有些累了。他拿起水杯喝了一口，目光停在了衣柜上的木吉他上。来中国两个多礼拜了，紧张，兴奋，不安，思念……第一次，他有了手痒痒的感觉，抱起了心爱的木吉他。
这把琴是高木去年来中国短期留学时买的。作为日本最知名的私立大学，也是与中国开展交流最积极的大学之一——早稻田大学三年级的学生，高木从今年9月起，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北京大学留学生活。
记者见到高木，是在北京由秋转冬的10月下旬，北大西南门附近的一家咖啡厅。高木戴着帽子，穿着蓝格的休闲衫，脸上挂着灿烂而腼腆的笑容——这也是很多日本年轻人初次见陌生人时的共性，彬彬有礼，却又小心翼翼。
“朋友”与“兄弟”
来北京两个月了，从课堂到宿舍，从校内到校外，高木认识了不下50多个中国人。然而，能成为朋友的，只有两三个。“朋友是指能在一起玩，在一起享受的人。”这是以前高木对朋友的定义。
有福同享，不一定有难同当。在高木眼里，不管在日本还是中国，这样的朋友似乎天经地义。“有什么困难，我经常自己一个人想办法解决。凭借自己的力量，还是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的吧。”
但是，去年来华短期留学时，他改变了看法。
当时正逢新中国60周年国庆期间，高木和中国朋友一起到天安门玩。第一次看到天安门这么美，人那么多，这照照，那瞅瞅，不知不觉间，已经夜里11点多了。
但由于当天执行交通管制，他和朋友被“困”在了天安门。“打不到车，但是我第二天就要坐飞机回日本了。”高木有些着急，但没有丝毫央求朋友帮忙的意思。“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不给人添麻烦”，从小到大，从妈妈到班主任灌输的教导，让高木必须独立、自立而且有担当。
可在异国他乡，怎么克服？如何担当？
“走，咱们一起溜达到能打车的地方去！”中国朋友带着高木大步流星地往前走。这一溜达，就从王府井到了后海。平时也就20分钟的车程，由于他们的不断迷路，边走边聊，竟然走了4个小时。
终于在后海打到了车，高木顺利回到宿舍，赶上了当天的飞机。
“我觉得日本人肯定不会这么做。不管是多好的朋友，可能都会说‘太麻烦了，你自己想办法吧，我很忙’。我本人也不会这么去做。但是在中国，朋友真能为你两肋插刀。”高木感觉到了对于“朋友”，中日之间的不同定义。
当然，和中国朋友之间，难忘的记忆并不全都是快乐，也有一丝复杂的苦涩。
坐在高木旁边的山田，是早稻田法学部的大三学生。他抿了一口咖啡，讲起了他“几乎快要和中国朋友吵起来”的经历。
在早大也好，在北大也好，和中国学生的交流中，绕也绕不过去的话题，是历史。
以前，山田谈起大陆与台湾时，会称“中国与台湾”。这时，中国朋友就会立刻义正词严地纠正，“这种说法不对。台湾是中国大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都是朋友之间的聊天，有必要这么较真吗？山田想不通，却也不想为此与对方争吵。这个话题，就这么不了了之。这也是很多日本年轻人的共性，认为一个话题太难时，就立刻转移，不给自己和对方留下尴尬。
说不下去的，还有领土和历史问题。来中国刚两个月，他们就成了体验中日关系风口浪尖的日本人。
在课堂上，和山田坐在一起的中国学生问，“你怎么看钓鱼岛问题？”对这个问题，山田真是知道得并不多。“我觉得现在掌握的知识还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山田的回答，只能到这里。
这些日子，他从日本国内父母打来的电话中，感觉到了他们的焦急。“他们担心中国爆发的反日游行会殃及我们。但是我告诉他们，在北大很安全。很少有人对我们有过激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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