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教育发展至今，协同合作是关键。因为学问并不是在孤立的状态下产生的，而是在解决社会问题中产生的。正如杜威所提倡的，把各个学科中的方法论提炼出来，从而指导现实，或许才是教育的真正意图。

 

　　就在此前不久，《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刊发了一篇题为《思想于云端，双脚踏实地》(Head in the Clouds, Feet on the Ground)的文章。文中，伦敦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专业荣休教授罗纳德·巴内特(Ronald Barnett)试图对“什么是大学”这一根本性问题作出解答。巴内特认为，当今公众对教育的想象力非常贫瘠，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教育的讨论常忽略教育本身，而去探讨细枝末节的问题，如大学融资、公立和私立大学之间的关系等。

 

　　巴内特称，“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这一概念通常占据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目的的讨论的主导地位。持“创业型大学”观点的人认为，大学不仅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也是全球经济的主要参与者和创造者。他们认为高校拥有的是知识产品和服务，这些知识产品和服务能够产生收益，使高校从财政上摆脱对政府拨款的依赖。巴内特说，政治家、政府官员、高校校长常把“全球经济”、“竞争”、“顾客”、“知识转移”等词挂在嘴边，认为如今的高校赶上了新兴的知识型经济时代。

 

　　巴内特分析称，“创业型大学”这一观念存在一定的狭隘性。作为全球经济有意识的参与者，创业型大学的跨国教育、国际学生流动、海外分校和跨国研究合作等都应以达成更深入、更广泛的合作为目的，然而“创业型大学”在现实中却衍生出了“企业大学”(corporate university)。“企业大学”更关注于某些个别项目，这就导致大学与社会普遍利益的关联越来越薄弱。

 

　　此外，“创业型大学”浪潮中，还伴生了另外的思潮，其中最突出的有两种：第一种是“卓越大学”和“一流大学”概念的产生；第二种是对技术发展的期待，如“虚拟大学”、“无国界大学”等。巴内特认为，这些想法往往表现在敦促教育部门克服其所谓的惯性，以适应最新的技术风潮，然而实际上这些想法多数是跟风行为，没有实质的目的性。

 

　　“创业型大学”等思潮的产生也引发了一些批判的声音。学界往往以“新自由主义”、“表演性”、“商品化”和“认知资本主义”等概念来标识“创业型大学”。然而，这种批判多带有消极悲观的情绪，缺乏建设性。

 

　　对“创业型大学”的批评中，有一类建设性的观点旨在开发高校的社会角色。这类观点包括“公立大学”、“世界大学”和“公民大学”。本报记者就高等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采访了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荣誉教授乔恩·尼克松(Jon Nixon)。尼克松告诉记者，二战之后，欧洲高等教育有了较大发展，高等教育被视为符合社会文化发展利益的公共产品，理应由“福利国家”来支付运营费用。对此，巴内特认为，这些想法虽然有一些价值，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说，公共产品理论家不愿承认，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公共”这一想法本身就存在问题。“公共产品论的支持者认为知识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而实际上，知识正是竞争和排斥的来源。”

 

　　尽管尼克松承认“公共产品”的高等教育这一设想现在看来太过理想化，但他并不同意巴内特的观点。他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发表文章《空想的可能性与障碍》(Utopian Possibilities and Obstacles)称，实际上公共产品论支持者是在承认人类内在的多元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对高等教育作出的解释。公共产品论在关注知识公共性的同时并没有否认知识的竞争性。

 

　　另外，尼克松认为，巴内特提出的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平衡公共和私人在高等教育中的收益。对此，尼克松解释称，如果我们想要更充分地实现高等教育的收益，那就必须尊重高等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这一点看似自相矛盾，但不难理解：高等教育通过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学术研究以及与当地经济文化的重要联系，为社会作出巨大公共贡献的同时，自然会伴生个人利益。

 

 

　　教育学者比尔·雷丁斯(Bill Readings)曾提出“各执己见的大学”(university of dissensus)，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曾提出“无条件的大学”(university without conditions)等概念。巴内特称，这些过于抽象的概念脱离了实际，忽略了体制等现实问题，没有为实际行动作出任何指导。为此，他提出了“可行的乌托邦”(feasible utopian)——“思想于云端，双脚踏实地”的概念，即将抽象的概念与可执行性融合起来。“生态大学”(ecological university)这一概念在可行性、理论性、普遍性及未来发展等方面较能满足“可行的乌托邦”的要求。生态大学以生态化理念为指导，通过调控学校与外部环境构成的系统，使学校与外部环境、学校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达到平衡。另外，更重要的是，生态大学还强调高校对世界所担负的责任。

 

　　然而，巴内特的概念在英国教育哲学革新小组(Philosophy for Educational Renewal Group)秘书克里斯·奥美尔(Chris Ormell)看来依然过于抽象。奥美尔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关于“大学的定义”这一话题的后续讨论中表示，大学的作用在于为未来世界培养具有前瞻性眼光的领导者，如果要实现“思想于云端，双脚踏实地”的想法，就必须要使乌托邦式的想法与现代科学发展保持一致。斯蒂芬·霍金说出“哲学已死”时就已经阐明，教育等方面的思想革新需要建立在科学技术进步之上。

 

　　博雅教育或为理想与现实的统一途径

 

　　还有一种观点试图将高等教育的空想性与现实性、学术性与社会性融合起来，即博雅教育。1月17日，美国维思里安大学校长迈克尔·罗斯(Michael S. Roth)在北京大学做“博雅教育何以重要”演讲期间，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罗斯回顾了美国博雅教育的思想基础和发展历程，从历史角度为高等教育定义提供了新思路。

 

　　罗斯说，博雅教育植根于美国的学术之中，在很多美国哲学家的著作中都有体现。其中，解放思想、赋予活力和协同合作三个特点可分别概括博雅教育发展的三阶段。

 

　　在解放思想阶段，代表人物是美国前总统杰斐逊。杰斐逊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启蒙。18世纪至19世纪初，哈佛大学告诉学生去学什么，而弗吉尼亚大学则认为学生有权根据兴趣选择自己的专业。弗吉尼亚大学鼓励学生进行自由的探索而非接受权威的灌输。

 

　　在赋予活力阶段，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思想家爱默生。爱默生认为教育并不是为特定职业培养人才，而是点燃灵魂的激情。应试教育对于培养学生对权威的质疑是不利的。然而，罗斯表示，为了提高学校的教育水平，过去的15—20年里，应试教育在美国成为了普遍现象。很多教职人员抱怨现在的学生为得到权威的认同变得越来越保守了。

 

　　罗斯强调，在思考博雅教育时，实用主义非常重要。这涉及博雅教育的第三阶段即“协同合作”。美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曾说，思考的所有功能就是离行为更近一步。他强调称，博雅教育并不在于贡献好的想法，而是要带来能够改变社会的行为。而毕生专注提倡和平、平等的社会活动家简·亚当斯曾强调，教育应当采取充满感情的方式。这一点至少对当前的美国很重要。当前美国的高等教育过分强调批判性思维，造成了一种冷冰冰的怀疑一切的态度。而亚当斯要强调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要注重人的感情、记忆及忠诚三个因素。

 

　　此后，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发展了亚当斯的观点，提出了一种偏重生活的教育模式。杜威认为，博雅教育的内容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鼓励学生自由地发现和探索。对此，尼克松也向记者表示，当今的高等教育过于强调专业化，而我们需要的是有着人文视野的科学与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对塑造世界的科学技术有所了解的人文学科研究者。

 

　　罗斯最后说，博雅教育发展至今，协同合作是关键。因为学问并不是在孤立的状态下产生的，而是在解决社会问题中产生的。正如杜威所提倡的，把各个学科中的方法论提炼出来，从而指导现实，或许才是教育的真正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