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的中国陪读妈妈之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孩子只要过了16岁，或考取O水准、N水准，妈妈就不能再以陪读的名义留在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则表示并未针对申请人孩子年龄设下限制，每个申请都视情况而定。但无论如何，孩子一天天长大的陪读妈妈们，在政策收紧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回国或争取继续留下，都面对重新调适的压力。记者近日走访多位中国陪读妈妈，了解她们如何面对，又如何考虑孩子的未来。

　　新加坡《联合早报》15日报道，陈博今年15岁，就读于崇文中学快捷源流班三年级，长得人高马大看似独立有主见，一举一动却依然流露出腼腆的孩子气。在整整1小时半的采访过程中，他大部分时间低头不语，一边喝着眼前的咖啡，一边听着妈妈张秀华(41岁)和记者之间的互动。

　　在陈博羞怯的眼神中，流露的不只是青春期的尴尬，也隐藏着他对身份和自我认同的尴尬。如果不说，你或许完全察觉不到这名口操纯正新加坡式英语的少年，其实来自中国湖北省武汉市。

　　当年，张秀华在武汉出席了一场由中介公司举办的母子陪读研讨会后，认定新加坡的教育系统和社会结构优秀，适合培养家中唯一的孩子成才，与丈夫讨论后便毅然决定带着6岁的陈博，于2002年只身前来新加坡报读小学，转眼已经9年。在这里的教育体系下，陈博一天天长大，思维和习惯也渐被周围的环境同化。

　　“你觉得你是哪里人?”

　　“我觉得较像新加坡人。”

　　“朋友在哪里?”

　　“朋友都在这里。”

　　“那你以后想做什么?”

　　“我想读完书后当兵(国民服役)，然后在这里找工作，成为一名厨师。”

　　记者和陈博这简短的一问一答，听在张秀华耳中，却像是天方夜谭。曾经，为了让儿子梦想能成真，张秀华找过国会议员写恳请信，也到移民与关卡局申请，还曾打电话给国防部和教育部询问，希望能为儿子申请到永久居留权，让他往后有资格履行国民服役，并成为真正的新加坡人。不过，申请却未得到当局批准。

　　面对选择分水岭

　　明年，陈博就要准备参加O水准会考了。在加紧应考的同时，母子俩也将面对一个选择的分水岭。

　　虽然移民与关卡局没有明文规定，不过在中国陪读妈妈之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孩子只要过了16岁，或是考取了O水准或N水准，陪读妈妈的长期社交访问签证就不会再被更新。换言之，妈妈就不能再以陪读的名义留在新加坡。

　　面对这样的处境，张秀华心里已经有数。她说：“前几年，我很想为儿子拿到PR(永久居民)，但现在已看透了。陈博中四一毕业，我就带他一起回中国，他这个年龄的孩子还没有自制能力，我不放心也不可能把孩子一个人留在这里。”

　　坐在一旁默默聆听的陈博这时鼓足勇气说：“我不想回去。”

　　张秀华马上脱口而出：“不可能。”

　　母子俩之间的矛盾，在留与不留的抉择之间尽显无遗。在陈博稚弱的心灵中，新加坡才是家，真正想为之付出的，也是新加坡。但是，张秀华的想法更为实际。

　　母子俩达成协议

　　过去九年来，母子俩靠着陈博父亲在中国卖保险的工资和张秀华出外打零工赚来的钱度日，生活并不宽裕。为了节省开销，支付日渐涨高的房租和陈博的补习费，母子俩每隔两年半才舍得买机票，回武汉与家人团聚。

　　她说：“陪读妈妈的孩子有两成是最顶尖的学生，其余八成却并不厉害。如果孩子是考上莱佛士书院，我就算砸锅卖铁也会拼命把孩子留在这里。但是，现实就是孩子读书并不好，就好像打仗一样，要懂得能进能退，所以我打算撤退。”

　　但爱子心切的张秀华也做出了一些让步。母子俩之间已达成协议，一年后陈博若能考上本地任何一所初级学院，张秀华就会一个人回去，让儿子留在新加坡。

　　张秀华解释说：“这几年新加坡的生活压力变得好大，不只学费涨了、交通费涨了、房租也涨了。2002年，一间组屋房间的房租是400元，如今已涨到800元，翻了一倍，而我老公的工资从2009年起就没有上调过，但为了儿子能至少完成O水准学业，只能咬着牙渡过。可是，以后我们就可能没能力供孩子上本地学校了。”

　　以新加坡理工学院为例，今年入学就读的国际学生全额学费为每年2万1013元，超出了去年的1万9400元和2009年的1万6865元。在政府资助下，国际学生的理工学院学费也至少是6200元。今年入学就读初级学院的国际学生，则需支付每月402元的全额学费。到了明年，非亚细安国际学生就需支付每月772元的全额学费。

　　张秀华感慨地说：“母子俩在外面相依为命是很辛苦的，这几年老公和家里人都希望我们回去。虽然回去得重新开始，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既然九年前我们可以在举目无亲的新加坡生存下来，那就证明我们有能力回去。”

　　尊重和接受现有政策

　　据她自己的观察，当年与她一起来新加坡陪读的母亲中，三分之一已回国、三分之一则嫁给新加坡男性成为永久居民，另外三分之一则像自己，仍然以陪读身份留在新加坡。

　　看到身边有些陪读妈妈怨天尤人，哭哭啼啼地不肯回国，或是那些选择把孩子留下，回国后天天以泪洗面的妈妈，张秀华认为她们的行为都过于偏激，让她看不惯。

　　她说：“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但我认为来这里陪读是妈妈们自己的选择，不可以埋怨谁，所以一定要坚强面对。”

　　“新加坡政府是很公平的，陪读妈妈的素质良莠不齐，一些还做出让主人家失去信任感的事，所以我觉得应该尊重和接受现有的政策。就好像一个家庭里，孩子若不听话大人们会惩罚是同样的道理。”

　　张秀华：学会新加坡人肯拼命的精神

　　张秀华至今认为，当年把陈博带来新加坡的决定是正确的。她说：“儿子成绩不好不要紧，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大环境好，儿子没有娇生惯养，自己还懂得要到肯德基(KFC)快餐店打每小时4元的临时工贴补家用，所以在品格方面，应该比在溺爱中长大的中国大陆孩子好一些。”

　　对于儿子的未来，张秀华感到乐观。她说：“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儿子在这里打好英语的基础，而武汉已成为大都会，回去再考厨师文凭或酒店管理文凭，前途应该不错。”

　　至于自己的未来，张秀华果断地说：“在这里我学到了新加坡人肯拼命的精神，回到武汉后我会用这种精神来创业。”

　　有些陪读妈妈很后悔

　　面对并不清晰的未来，有些人选择乐观，有些人则选择了后悔。

　　来自中国厦门三明市的孙青秀(40岁)就觉得十分委屈，说：“来到新加坡后，我没有一天真正开心过。”

　　她在2003年底抱着满腹期望，带着当年九岁的儿子孙浩斌(17岁)来到本地。儿子降了三级，从小一开始念起，目前就读耘青中学三年级，中五就要备考O水准。

　　也就是说，孙青秀的长期社交访问签证，很可能在那之后不再被更新。

　　她受访时难掩失落地说：“孩子的心智还没成熟，我当然不想放手让他一个人留下。孩子在这里成长，已经和新加坡人没有两样。我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在这里，青春也全部耗在这里。既然让我们来了这么多年，却要在孩子成长的关键期让我这么两难，实在很不公平，让我觉得好灰心。”

　　看到周围的陪读妈妈为孩子申请永久居民被拒，让孙青秀更是感到无力和无助。她说：“儿子一直说他要留在这里，也想当兵，可是我看到其他妈妈申请居留权到处碰壁，就觉得不管申请什么，反正都会被拒，所以干脆什么都没有申请。”

　　对于未来，孙青秀无奈地说：“我还真的不知道要如何面对。”

　　移民与关卡局：未针对申请人孩子年龄设限

　　据移民与关卡局规定，有孩子或孙子申请到学生证在本地就读的外国女性，都可申请长期社交访问签证。移民与关卡局电话回复询问时指出，当局没有针对申请人孩子年龄设下限制，每个申请都视情况而定(case by case)。

　　但是，来自山东济南的陪读妈妈于莉(57岁)认为，当局在更新陪读妈妈签证的作业上缺乏透明度。她说：“我们这些孩子较大的陪读妈妈签证是批还是不批，大家心里完全没底。不批的话，当局也不会告诉你为什么，让我们猜不透也无法准备，所以心理上的压力很大。”

　　2003年带着当年11岁的儿子从四川成都来新的石清桐(48岁)则有另一番体会。来新后第三年，她为儿子找到称心的寄宿家庭兼监护人后，便回到中国。直到今年，为了照顾准备A水准会考的儿子，并推介自己的新书《陪读新加坡》，石清桐才再次踏上新加坡。

　　和许多陪读妈妈的处境不同，她的儿子在2007年成为永久居民，目前就读于美廉初级学院，毕业后想报读本地大学的经济学系。

　　对于当局批准访问签证和永久居民申请的准则，石清桐说：“那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也没有一个正式的渠道让我们获取信息，所以感觉上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

　　她说：“每个妈妈的背景和素质都不一样，有教育水平高经济条件好的，也有鱼目混珠来这里捞钱的。但是感觉上，这里对陪读妈妈的政策却是一刀切，这对那些可为新加坡贡献的妈妈不公平，也埋没了人才。”

　　据人力部规定，陪读妈妈抵新第一年不可申请工作准证工作，因为当局鼓励她们多花时间，帮助孩子适应新加坡的教育体系。一年后，她们可申请工作准证，而想申请S准证或就业准证的陪读妈妈，视学历、薪酬、职业和经验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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