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上海。一切还是那么灰。那一年方卫星33岁，在一家工厂做技术员。用他的话说，自己真是赶上了一个好年代。出生那年，家里还能领到粮食；20岁那年，国家又恢复了高考。他是当时570万考生中的一个，也是十年来，第一批走进大学课堂的30万分之一。
1991年的上海。街上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方卫星对他们很好奇。虽说家在大都市，从小见到的外国人也不是很多。而且，他的表姐竟然嫁到了日本，更让他觉得不可思议。他想，有机会自己也要到国外去看一看。
1992年的上海。方卫星对外国人失去了好奇心，他已经见得太多了。但是，越了解国外，就越让他觉得自己身处的年代，也许并不是那么好。身边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出国，让他感到很紧张。羡慕他的人越来越少，大家转而羡慕起那些出国的人。他开始动摇，自己就这样下去，行吗？
这一年底，他通过表姐的关系，也来到了日本。据表姐的描述，日本赚钱多、生活好，上海人都很向往去日本。但是，从没见过的新世界，让他这个一直很自豪的“城里人”出门时也有些手忙脚乱。日本打工的工资高得超乎他的想象，但他只认识有限的几个日文字，身处这个科技发达的国家，他甚至觉得自己不像个知识分子。
有一天，他在街边发现了一个游戏厅。他当时高兴极了，因为这个东西上海也有，他甚至能把大型游戏机拆开修理。反正机器也不会日语，他就靠这手技能得到了第一份工作。
这是一个很大的游戏厅，每天都有很多日本人来玩。他第一天上班就被吓坏了，日本人真是“视金钱如粪土”，从钱包里拿出2万日元，换一盆百元硬币，不到2个小时就花光了。他说，他每天都能在地上捡到很多百元硬币，日本人掉了钱，都懒得弯腰捡。他可不管那套，见到硬币就捡起来，一天下来，光这些钱就比在国内一个月的工资还多。
1993年下半年，他发现这些情况慢慢改变了。来游戏厅玩的人越来越少，以往热热闹闹的夜，现在也变得冷冷清清。日本人花钱越来越小气，地上的百元硬币也渐渐失去了踪影。他看着身边的员工接连被解雇，心里又升起了知识分子的自豪。他说因为他会修机器，所以地位是很稳固的。
就这么撑到1996年，这家游戏厅最终倒闭了，大型游戏机也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他的日语还是没有太大的长进，因为他从没系统地学过。这两年的高科技他又不懂，他彻底迷茫了。但他很快又想通了，为了养活自己、为了寄钱回家，他开始靠卖力气赚钱。他洗过碗、送过报纸、凡是能赚钱的他都干过。几年下来，他的收入也还可以。
2000年以后，他找到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在华人圈子里兜售电话卡、倒卖些电器等等。一句话，什么能赚钱就干什么。他早就不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了，他的生活质量也越来越低。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他都会特意路过一家小小的游戏厅。直到现在，他仍称这种地方为游戏厅，而不是什么电玩城之类的新名词。他说，现在的他是社会地位也没了、经济优势也没了。他很怀念当初在游戏厅里“捡钱”的日子，那是他人生的最高峰。
如果时间倒退回1992年的上海，他依然会选择来到日本。许是为了找回当年被羡慕的感觉吧，谁又说得清楚呢。人这一辈子，需要理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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