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怡，曾作为艺术学者到英国和美国交流学习，现任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艺术设计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作为艺术家，舒怡致力于和朋友们达成“艺术为人民服务，设计为公众服务”的社会理想；作为访问学者，她不愿呆在课堂，更愿意深入到社会中去和外国人打交道；作为老师，她借鉴西方的思维方式，发明了一套独一无二的教育方法。
将艺术理念带到生活中，将哲学思维带到教学中，舒怡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导师。
舒怡，曾作为艺术学者到英国和美国交流学习，现任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艺术设计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8年，她召集了一群知识分子艺术家、设计师、理论家朋友，创立了天工开悟艺术团。作为艺术家，舒怡致力于和朋友们达成“艺术为人民服务，设计为公众服务”的社会理想；作为访问学者，她不愿呆在课堂，更愿意深入到社会中去和外国人打交道；作为老师，她借鉴西方的思维方式，发明了一套独一无二的教育方法。
生活派的留学生
舒怡将天工开悟艺术团称为自己的艺术创业，她号召学者型的艺术家来做艺术文脉的梳理，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做文化的深度传承。“现在的互联网很方便，如果我想让墨西哥的民众看到我们的展览，通过这个巨大的虚拟数据库就可以完成，不必要非得跑去墨西哥当地。”舒怡希望和朋友们共同打造一个公共艺术领域的跨国家、跨文化、跨学术的交流平台。
要打造艺术的多国交流平台，舒怡的海外学者经历就是一次很好的实践。舒怡感觉自己的收获比一般访问学者更为丰富的原因就在于自己大胆的个性。“在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时，人们是有文化惰性的。相比于年轻人，一般中年人可能不太愿意从自己熟悉的文化氛围中走出来，这样就错失了许多和外国人交流的机会。”而舒怡则敢于去说、去做，走出课堂去生活中实践、学习。在英国办画展的时候，从定场地、联系嘉宾到展览宣传，都需要舒怡亲自和当地人打交道，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她深深地体会到了英国人那种理性的思考和生活方式。
制度派的教育者
对于英国的制度化、条理化，舒怡深有体会。“他们不喜欢临时状况，整个社会运行得十分有序。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很多时候习惯‘差不多’，有个模糊的计划就行了。”舒怡回想起在英国参加一个社团的时候，负责人给了她一张表，上面详细地列出了从第一项到最后一项都该做什么。作为一个初到英国的外国人，她感到这样清晰明了，做事的效率也很高。“这不仅仅是一张表，在背后还蕴含着一套哲学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制度、条理、计划。”
回到国内，舒怡就将这种“表”的思维运用到大学教课中。“本科生一个学期一般有10章作业，但是我给学生们布置了94章作业，除此之外，学生们还要完成一本画册，从前言后续到编辑排版，再到印刷装订，全需要学生们自己做。”
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是靠开学时发的一张作业表，上面列着什么时间交哪一项作业、每一项作业要配几个图等等一系列要求。舒怡认为这样做的意义有两个，其一是制度化，学生们很有条理地每天做一点，在不知不觉中挑战了自己的潜力和极限，“实际上这已经超过了一个正常学生所能承受的极限，但最后班上还是有20名同学全部完成了，他们也并没有觉得能力被提升了，反而觉得原本就应该是这个强度”。其二，舒怡感觉在当今中国的大学中最好的学生并没有得到挑战自己极限的机会，老师照着一般水平去定标准、定要求，但这样一来，优秀学生的才能就被浪费了，而这样隐形的高强度计划表则对学生的潜力进行了充分的开发。
艺术家、海归学者、大学老师，舒怡带着三重身份，融合海归经历和自身体悟，秉承着自己独特的理念去对待艺术，对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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