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公共管理硕士(MPA)教育的兴起，一些盛产高官的豪门大学如清华、北大等成为MPA考生竞相追逐的目标。但专家说，政界精英更多并不出身于名校启动教育，因此各大名校的担子其实并不轻松。

若能得到海外培训的机会，去国外镀镀金固然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能享受这种“个人学习、政府买单”待遇的幸运儿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还得在国内充电。只是党校文凭的适用性有限，所以在中国这样一个“名校情结”深厚的国家，如今官场上也越发强调“系出名门”了。

互联网上曾经流传着一篇名为《高官辈出的中国大学八大金刚》的文章，文中提到的清华、南大、人大、北大等高校，无一不是国内赫赫有名的学府。而随着公共管理硕士(MPA)教育的兴起，这些盛产高官的豪门大学更成为MPA考生竞相追逐的目标。

名校高官辈出

事实上，“高官名门造”并非中国特色，国外政府高官以及领袖人物一般也都出身于赫赫有名的老牌名门大学，如日本之东京大学、美国之哈佛、耶鲁、英国之剑桥、牛津等。究其个中缘由，大概是名牌大学毕业生具有更强的内蕴素质，并有为世人所仰慕的强势校友圈提携，而且相应地，社会对名牌大学毕业生的期望也更高一些。在中国国内，则以清华和北大代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官员出身。

过去数十年中，中国的政界高官几乎清一色来自工科专业，而清华毕业的省部级以上高官更遥遥领先于其他任何一所大学。世纪之交的7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2名是清华校友(朱？杌？、胡锦涛)，而十六大之后的9名政治局常委中，清华毕业生有4人(胡锦涛、吴邦国、黄菊、吴官正)。

目前，清华毕业的政界代表还有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云南省长徐荣凯、司法部部长张福森、央行行长周小川、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等。但在基层县市级官员方面，清华则相对薄弱。随着国家对法律和制度的重视程度日渐提高，越来越多的文科毕业生仕途行情看涨。在此背景下，北大、人大、南大这样有文科传统的政界校友将会越来越多。

与清华相比，北大校友在政界的表现相当长时间内都较为逊色。不过，其最为突出的特点则是年富力强、后势强劲。中共青海省委书记赵乐际、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商务部长薄熙来等，都在50岁左右就出任“封疆大吏”。2003年，年仅35岁的陆昊出任北京市副市长，为文革以后大陆政坛上出现过的最年轻的副部级官员之一，而陆昊也毕业于北京大学。

前不久，外交部发布了2005年公务员招录公告，全国仅91所高校的2005年优秀应届统招毕业生和部分社会在职人员才有资格报考。有人斥之为一种“名校歧视”。其实，这一现象并不是始自今日，只是过去没有现在明显罢了。

MPA=政治精英？

虽然中国有着庞大的党政官员队伍，但从知识结构上看，受过系统公共管理教育的人数极少。这种情况无疑与国家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目标不相符，官员的培训与学习越来越重要。因此，国内各大高校纷纷抢滩这一潜在的巨大市场。

2001年，公共管理硕士(MPA，英文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首写字母缩写)学位现身“江湖”，立刻引起公众的“严重”关注。意欲在这个未来预期很高的学位上有所作为的高校很多，最终清华、北大等24所知名大学有幸进入首批招生院校名单，今年，这个名单上又增加了23所高校。

经过专门训练，MPA人才应该具有现代公共政策、公共事务或公共管理理论素养，掌握先进分析方法及技术，精通某一具体政策领域。虽说公共管理并不等于政府管理，但对很多MPA而言，政府部门将是他们毕业后的首选，尤其是那些试图通过接受MPA教育成为政治精英的人。但有关人士指出，这样的目标能否实现还要打上个问号。

首先，教育质量便是个令人担忧的问题。现在我国的MPA教育总的来说偏重理论，教学方式还不够灵活，有中国特色的实践及案例教学还比较少。

其次，MPA面对的政策环境也不佳。MPA学员毕业之后只有学位证，没有毕业证，而事实上组织部门和人事部门在任免提升时看重的仍然是学历。

此外政府独特的组织人事机制，使很多学员担心，他们经过系统专业训练回去后不一定能够得到单位的认可，反而由于他们在外学习影响了自己的提升和发展。专家说，毕竟，政界精英更多并不出身于MPA。而上述问题的存在，也使得培养出真正适应中国国情的公共管理人才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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