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明的反差

一条高速路可能当年见效，马上给当地GNP加上几个百分点，教育则是百年树人，收效远远慢于工程项目。然而，众所周知，教育决定的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素质，教育出了问题，影响的是国家的根本和元气。

据bbc驻联合国记者2003年9月20日报道，联合国官员对中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公共教育经费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且在教育问题上还歧视贫困人口，向他们收取他们无力承担的高额学费。中国人均教育开支之少，在全世界居倒数几位，甚至还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

在教育上，中国和韩国起点相同。1945年，韩国的文盲率为78%，与中国不相上下，两国当时经济状况也相仿佛。而在51年后的1996年，韩国人口中的大学生比例达37%，超过了美国和澳大利亚，首次上升为世界第一。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不到5%，居世界排名下游。在韩国已经扫除文盲，成为世界上识字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时，中国还有2.2亿之巨的文盲。

“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显示，我国25岁以上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初中二年级水平，比韩国整整短了四年。

韩国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教育大国，全国有四分之一人口为学生或教师，如果算上为教育服务的有关产业，可以说，少一半的韩国人在为教育努力。韩国的教育的各项主要指标都已居世界领先水平。而中国的教育到现在为止还陷在普九不达标，贫困地区失学率高、教师工资拖欠、贫困大学生上不起学等重重问题之中。

教育欠帐的后果，现在就已经显现出来了。韩国较高的国民素质在其经济发展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造就了“汉江奇迹”，并使韩国成为摆脱亚洲金融危机最快的国家。韩国在知识经济领域取得了越来越大的优势，韩国人均专利数在世界上仅次于日本，居第二位，每年申请专利14万件。而人口为韩国数十倍的我国只有1.3万件，人均水平居世界后几位。我国越来越多的低学历人口给就业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2001年，我国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为52%，就是说，在一半左右的初中生将直接参与就业竞争或者在家待业。年复一年的低素质人口积累，将给现在发展很快的中国经济戴上越来越重的枷锁。

2001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持继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24位下滑至第29位，科学技术由第13位下滑至28位，国际竞争力由第24位下滑至31位。分析者指出，这与我国教育欠帐有密切关系。

不同的教育发展之路

一、政府投入的差距

对比中韩教育，成败得失一目了然。

中国教育发展中的第一个问题，是国家投入严重不足。

中国人均教育投入在世界上长期居落后水平，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甚至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的政府教育投资也是最少的几个国家之一，低于印度、菲律宾、缅甸这些“穷国”，甚至低于许多非洲国家。

2000年的《全球教育报告》显示，1996年，世界上小学生享受的政府教育投资与该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平均值为13%。全世界127个国家中只有十个国家低于这个数字，我国是其中之一，我国的这个比例为6%。

中国教育中存在的种种让人忧心如焚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由于政府投入不足。普九工作困难重重，贫困地区学生流失，拖欠教师工资，大学生无力交纳学费，归结到一点，其实都是一个字：钱。

在世界义务教育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这样农村教育经费主要靠农民自己负担的国家，更没有出现过义务教育经费靠象希望工程这样的慈善活动来解决的国家。

做为一个喊出“教育兴邦”口号的国家，做为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国家，做为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大国，这种现状，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而韩国的做法，与此形成鲜明对比。

早在1948年大韩民国刚刚成立时，满目疮夷，百事待举。韩国政府首先制定了“教育先行”的社会发展战略。

长期以来，在发展中国家中，韩国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一直是最高的国家之一。在韩国的教育发展中，政府大力鼓励私人投资，私人投资与政府投资各占半壁山河。在这种背景下，韩国公共教育投资占gdp的比例多年来保持在3.8%左右，在国际教育组织的统计中，仅次于以色列，多年来居发展中国家第二位。韩国政府并不满足于这一比例，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初，韩国政府又规定从1991年到2001年，每年按国民生产总值的0.1%增加教育经费。

据2001年的数字，韩国私人教育投资占GDP的比例是2.96%，居世界第一位。公私教育投入相加，占GDP比例为7.03%，位于丹麦（7.17%）之后，居世界第二位。

韩国曾经是比中国还要穷的国家，但是在韩国建国后，教育一直超前发展。朝鲜战争中，韩国绝大多数学校在炮火中化为废墟，然而学校教育并没有中断，晴天在野外上课成为当时韩国一大景观。战争结束后，韩国教育很快恢复并迅速发展。整个50年代，韩国经济没有什么成就，教育却一枝独秀，各级学校的就学人数都有大幅增长。到1960年，仅仅8年，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的数量比战争刚刚结束的1952年分别增长了52%，90%和97%。

60年代后，伴随着韩国的经济起飞，韩国教育发展更加迅速。到目前为止，从数量上看，韩国教育发展的每一项指标在发展中国家都是最高的，它所达到的各级升学率同西方发达国家相当，有的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由此可见，韩国的教育的发展水平总是远远超过其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

韩国政府重视教育，还表现在韩国不间断的教育改革上。韩国的教育改革次数之多，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是韩国教育质量不断飞跃的重要动力。每一任总统上任后，都要推进一次到几次教育改革。目前，韩国正在进行的是第七次教育改革，修订教育大纲历时三年，投入50亿韩元，广泛征求了教育专家、教授、一线员工、学生家长共计14322人的意见，召开了282次协议会、讲座会、听政会，召开了由1794名审议委员参加的127次教育课程审议会。第七次教育改革提出培养人才的方向是“在全面发展基础上追求个性的人”，“以基本能力为基础，发挥创造性能力的人”，“在对韩国文化理解的基础上，创造新的价值的人”，“以民主市民意识为基础，为集体发展做出贡献的人”。韩国人正在通过实实在在的努力，不断向世界教育的最高水平逼近。

教育投入的两种不平衡

中国长期以来走的是一条精英主义的路线，由此造成了教育领域一系列不平衡：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而非基础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实行重点学校制度，导致学生得不到平等的教育机会；城乡教育水平差距过大，农村教育严重落后，特别是贫困地区教育经费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导致大批儿童失学。

中国有限的教育投资，大部分投入到了高等教育之中，基础教育投资的匮乏由此更加雪上加霜。中央财政承担的初、中、高等教育经费之比，中国为1:2.65:38.7。而印度为1:1.59:8.88。中国的高等教育投资占比是全世界最高的。

1985年，中国开始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的原则，由此造成教育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发达国家基础教育投资的80%，都是由政府负担。而据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1998年提供的数字，我国农村教育的投入中，中央财政约占1%，省财政占11%，县政府投入约占10%，其余78%由乡和村筹集，也就是说，是由农民自己负担。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特别是贫困落后地区教育的严重滞后。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已经开始研究免收中小学生课本费，以真正实现“免费教育”的时候，有多少贫困地区的孩子因为一年区区一百多元的学杂费而被挡在受教育的门槛之外。在大城市许多孩子坐进有空调的教室的同时，中缅边境的小学生因交不起学费，不得不跨越国境，到缅甸去上学。

即使在同一个城市，学生的受教育机会也是不平等的。因为城市中小学按等级拨付教育经费作法和精英性教育的影响，同等级的学校在教学资源、师资力量，教学水平上呈现出巨大的差距。《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这种差异因为种种原因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学生因成绩不同，而被分到不同的学校，而能承担高额择校费的学生，则可以超越这种不平等，而享受另一种更为恶劣的不平等，高额择校费也正成为教育腐败的重要原因。

教育不平等的最明显体现则是那些因贫困而上不了大学的大学生了。一方面是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孩子住进了学校的豪华公寓，另一方面贫困家庭的家长因为掏不出学费供孩子上大学而自杀的新闻屡屡出现，凸现了我国教育体制中的荒谬。

教育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发展教育中都遵循美国总统杰费逊的著名教育理念：衡量教育是否造福于社会，主要不是看它造就了多少杰出人物，而是使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到必要的教育。教育的基本作用，应该是使所有的社会成员能站到同一个起跑线上，得到一个平等的机会。而中国教育中存在的严重不平衡，却使得部分社会成员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在未成年前就被摒弃于竞争圈外。

让我们来看看韩国是如何解决教育不平衡的问题吧。

与中国把政府投入主要放在高等教育不同，韩国的政府投入主要投向了基础教育，而把高等教育的投资机会主要留给了社会。

韩国政府在经济落后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投入上也有不平衡性，不过他们的不平衡方向与中国相反。他们优先把资金投入到落后地区。和我国准备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率先实行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不同，韩国在推行初中义务教育时，免费的范围明确规定由偏僻的农村、岛屿开始，逐渐向小城市再向大城市分步推进。

韩国新推出的普及信息化教育方案中，明确提出，“将计算机等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首先普及到农村、渔村、岛屿和偏僻地区以及城市中的低收入地区，提供必要的行政和财政支持，以提高学生接触信息技术机会的均等性。”

通过这种不均衡投资，韩国保证了国民教育机会的均等。为了保证国民都能接受高中教育，韩国取消了初中升高中入学考试。现在，韩国小学升初中升学率达99.9%，初中升高中升学率达98.7%。也就是说，韩国已经普及了12年制教育。

在七十年代初，韩国也存在择校问题，中小学校分为一流二流，学校教育的应试倾向明显。韩国为此果断推出了“教育平准化”政策，具体措施有三项：第一，对“不利学校”增加教育拨款，大力改善其教学条件；二是实行教师每四年流动一次，确保学校师资水平的均衡；三是对学生进行综全评分，各学区内由计算机随机决定就读的学校。这个“平准化”教育政府实施至今有力地促进了韩国义务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弱化了学校应试教育倾向和学业竞争的激烈程度，成为韩国教育界引以为荣的佳话。

教师地位的差距

在中国，教师早已摆脱前些年“当老师的不如当理发师”的尴尬局面，然而平心而论，教师的收入并不比理发师多多少。教师并不是个让人羡慕的职业，在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还存在着大批“代课教师”，力不从心地填补着师资力量不足造成的空白。

在韩国，教师被全社会敬重，享有其他国家不曾有的特殊权利。在大学里，学生跟着教授走路，不能离得太近，因为学生不能踩到老师的影子；教授到学生自习室，学生要全体起立敬礼；一个系的系主任，职责范围之是为教师们服务，而没有领导地位，资金权、用人权、晋级权，都由教授委员会负责。

另外，韩国教师的工资也比一般社会成员高得多。韩国教师的政治待遇也不同于其他国家，汉城大学的教授要总统亲自下任命书。教授任各部长官、次官是很常见的事，汉城大学校长李寿成、明治大学校长高健则先后出任总理。

我们的问题倒底出在哪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不同文化程度的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也不同：小学为43%，中学为108%，大学为300%。经济学家做过计算，本世纪初，智力因素在经济增长的作用只有5%到20%，而现在已经过到60%-80%。

教育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国家间竞争的重要内容。教育水平的差异，决定了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未来几十年的发展。

现在回过头来看，韩国在立国之初就提出“教育先行”，勒着肚皮抓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把教育放到第一位的做法是何等英明。

而中国的社会发展，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急功近利倾向。中央政府一直以经济发展第一，认为经济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此，要“把钱花到刀刃上”，花到一个又一个巨型工程上，就是舍不得把gdp中的教育投资比重提高一点点。而地方政府呢，又把经济增长做为考核政绩的主要标准，教育发展与官员升迁关系甚少，由此进一步导致地方政府在教育问题上的不作为。

另一个急功近利的表现就是教育发展本身的不平衡。把投资主要放在能立刻见到效益的高等教育，这本身就是目光短浅的表现。从1995年到2000年，是我国教育投资增长比较快的时期，这期间，我国普通高校能过各渠道的收入总和的增长幅度达239%，高中达156%，而小学和初中为70%，其中农村的初中和小学为50%，差距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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