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韩国已成劳动力“买方市场”，很多年轻人只能通过非正规雇用的工作养活自己。他们把这些年轻人称为“88万韩元世代”，意思是一个硕士毕业的年轻人只能拿88万韩元月薪(约合人民币4940元，2010年韩国最低工资是85.9万韩元)。他们生活在首尔，最多只能租到顶层房间或半地下室，而且绝对是“月光族”。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久前发布的《自由、威权、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中，韩国问题专家、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员，负责撰写韩国部分。

1999年～2006年，研究员在韩国庆熙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她发现，由于韩国社会“学历通胀”和就业零增长，在韩国青年中已经出现了一个“88万韩元世代”。这导致了尽管韩国高校入学率已经超过80%，高考竞争却更加激烈。

记者：报告提到，韩国是典型的“小国家、大企业”，即少数财阀集团具有全面控制国家经济的能力。财阀对于韩国社会的影响体现在哪儿？

研究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财阀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现在四大财阀(三星、现代、乐天、旅馆)成为财阀的核心。如今财阀对韩国社会的影响已超越经济领域，向政治、行政、法律媒体、市民社会、学术、教育、文化娱乐等几乎所有社会领域渗透。

在韩国社会，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是脱节的。民主运动的精英们在上世纪80年代实现了政治民主，但普通民众追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当时劳工们在运动中的真正追求是涨工资。

目前韩国已经成了一个劳动力“买方市场”，劳工普遍失去了议价的资本。财阀的增长点大多在国外，国内投资得很少，经济又始终不景气，韩国国内已经是就业零增长。

记者：就业都零增长了，每年那么多大学毕业生的出路在哪儿？

研究员：很多年轻人只能通过非正规雇用的工作养活自己。韩国产业在不断升级，掌握核心技术的人非常少，大多数岗位都是谁做都可以。但工会又太强硬，裁人很难。很多企业就大量雇用只签署短期劳动合同的非正式职工，方便随时解雇。

非正式职工和正式职工“同工不同酬”。这也导致了世代之间的不平等。因为“同工不同酬”下受害的主要是年轻人。年纪大的人已经处在那个位置，被工会保护起来了。年轻人有更强的能力，但只能“漂”着。

他们把这些年轻人称为“88万韩元世代”，类似于“蚁族”。意思是一个硕士毕业的年轻人只能拿88万韩元月薪(约合人民币4940元，2010年韩国最低工资是85.9万韩元)。他们生活在首尔，最多只能租到顶层的房间或半地下室，而且绝对是“月光族”。

记者：对于“88万韩元世代”，韩国人是怎么看的？

研究员：韩国就是学历社会。年轻人有高学历、上名牌学校才有出路。中产阶层及以上的人，特别害怕孩子掉到下层。低收入阶层也很明白，要想后半辈子咸鱼翻身，只能把所有身家都押到孩子教育上，房子也不买了，也不储备养老金了，把钱都砸到孩子身上。

韩国高校的入学率已经超过80%，但高考竞争却比我国厉害得多。很多人觉得，高等教育普及了，所有阶层的机会也就增多了。其实恰恰相反，高等教育一普及，大学不值钱了，只有进入排名前三的“SKY”(即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才有可能找到好工作。年轻人中有一个说法叫“四当五落”，意思是每天只睡4个小时就能考上，睡5个小时就考不上。

记者：但韩国被看作教育公平的“典范”，他们的学校不是已经实现了平均化和素质教育了吗？

研究员：韩国高中全部免费，也没有重点中学，学校设施、教课内容都是教育部统一审核，教师、校长经常大轮换。可以说，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完全平均化，这确实很公平。

但所有人的想法都是：希望我的孩子接受比别的孩子更好的教育。学校里搞的素质教育，课业强度和难度都降低了。但学生和家长一心想进名牌大学，放学后在校外上补习班，学校成了睡觉的地方，教师权威一落千丈。

与此同时，校外私教育市场非常发达，他们叫“学院”，类似于“补习班”，私教育的质量非常高，好的老师能拿到人民币上百万元的年薪，还会配备助教团队，收集各种信息，分析教育政策、入学政策、各高校的试题等。学生在那儿一上课，成绩嗖嗖地就上去了，因为学院是完全的应试教育。

韩国孩子都累得够呛。小学生补习到晚上12点是常有的事。政府对这种情况也很头疼，就改革高考招生方式。比如，将高中三年的考试分数平均计分，但“学院”第二年就开设了针对每次期中、期末考试的辅导班；在高考中增加面试环节，“学院”很快又开设了面试辅导班。最后导致的局面是，父母的财力决定了孩子在学业上的竞争力。这就是经济资本转化为下一代的文化资本，孩子长大之后又转变成经济资本，也就是阶层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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