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仔细想想，这种事情又似乎并不稀罕。因为每年总有一段时间——至少在高校毕业季来临之前——都会出现这种讨论的声音，而再过段日子，关于大学生就业难，就又成了新的舆论热点。

    此轮讨论中，组织百名高校领导出国培训，无疑是引起最多关注的事件，坊间议论的热度，不亚于百年前的五大臣出洋学习宪政。正如那场轰动一时的学习实践最终以失败告终一样，这次的集体培训，也遭到了大多数论者的质疑——有论者甚至提出，要受培训的领导回国公开发表学习心得，根据大众评价再行经费报销之事。

    不过，我们认为，让高校的领导们集中出国学习一下未必不是好事，毕竟一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高校领导们急于把自己的学校办好的心情，我们也可以理解。但此次学习，更大的意义应该在于，让领导们看清楚自己的纠结所在。

    领导们此次要接受培训的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关于外国“一流大学”的种种传闻，我们也听过不少，让我们一一来例举：外国大学敢于同权力一方分庭抗礼，我们敢学吗？外国大学可以保留一门生僻的学科而不必担心就业率，我们舍得学吗？如果这些太遥远了，那么举近的，香港大学聘请只识5个字的老太为荣誉院士，我们内地的大学校长们又情何以堪？

    正如百年前的那场出洋学习宪政不失为一项开明之举一样，我们也不怀疑这次高校领导出国培训的诚意。但两者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各自面临的纠结：学习宪政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清王朝的没落统治；同样，学来的外国一流大学的“先进经验”，也会面临着水土不服的境遇。

    毕竟，我们的高校，从来就处于任人摆布的尴尬境地：国家希望其输送大批量的建设人才，普罗大众则寄望于读几年大学能找个好工作。因此，何为“一流大学”，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至于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创建人洪堡所提出的“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在于培养‘完人’的理念，就更像是一个乌托邦了。

    其实，我们的大学面临的更深的纠结则在于，在几年内，创建几所“一流大学”，这样的规划，无论如何看起来，都和数字化的GDP一样，成为一种政绩目标。这也不奇怪，提出创一流目标的大学，多是教育部属下的，而作为一个庞大的行政部门，其所治之事的公益化属性已渐成共识，短期内难以看到“成绩”，因此，涌现几所一流大学，无疑是最快见效的政绩工程。

    差异化办大学、大力发展职教等教育领域的靠谱观点一度已引起大家重视，但总不抵“创建一流大学”这样的宏大口号让人热血沸腾，因此，后者总时不时地甚嚣尘上。一流大学不是不可能有，但既然当下现实如此纠结，那么，就请俯下身子，安心尽好大众赋予大学的职责好了——至少让学生有一身足以安身立命的本事，以及一颗平和面对人与社会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