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发展同样也伴随着不同理论的探索和学术观点的争论。60年代，列维-斯特劳斯在语言学和音位学方法的启发下创立的结构人类学理论，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注意。他在批判摩根的单线演变论和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的基础上，提出应集中注意社会中无意识的深层结构，并把各种要素结合和对置的关系(即结构)作为分析的基础。他把这种理论用于对亲属关系制度、原始社会的图腾和神话的研究，并提出一套二元关系系统(如《生食与熟食》)以解释各种社会和文化现实。其代表着作为《结构人类学》(1958年和1973年)和4卷本《神话》(1964-1971年出版)等。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也受到了挑战。有人批评它是反历史主义的，并否认人的主观作用，甚至说他回到了卢梭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和人类学家高德利耶等曾以马克思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反驳结构主义的一些论点。高德利耶试图超越列维-斯特劳斯的学说，他在保留结构主义方法的同时对其所依据的“人类心理的普遍性”提出异议。他提出一套新的方法以解释历史变化的结构性原因:社会的功能分为不同等级，一部分功能占主导地位，它们控制资源的获取和利用，决定着社会的再生产。高德利耶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发展。实际上，在辩论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都从对方吸取了许多养料。高德利耶的着作有《地平线:人类学的马克思主义进程》(1973年)和《精神与物质、思想、经济、社会》(1984年)等。
一些研究非洲民族的学者认为，列维-斯特劳斯忽视了人类改变命运的能力，把历史的发展归为永恒的人生。针对非洲大陆面临的新处境，他们把欧洲殖民统治对非洲社会经济的影响作为研究题目。他们的研究表明，在现有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影响下，非洲社会再度出现了殖民化时期存在的剥削关系。而非洲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依赖关系在殖民化之前就可以找到一些根源。因此，对前殖民化时期非洲各种族的研究活跃起来，这对于理解非洲国家的起源作出了贡献。

　　迪蒙的研究横跨社会学和民族学两个学科。他在吸收结构主义的同时对非西方社会特有的综合价值准则，如对印度的种姓制度进行了探讨，研究了西方社会的价值观的起源和表现，从古典思想到德意志的唯心主义，从专制现象到民族主义的思想起源。这种比较社会学研究既有对思想史的深入研究，也有对民族学的复杂考证。他的主要着作有《种姓制度及其蕴涵》(1967年)、《论个人主义》(1983年)和《德国的意识形态》(1991年)等。

　　埃利梯耶发展了列维-斯特劳斯关于亲属关系的理论，揭示了某些“复杂”和“半复杂”的联姻结构并不建立在关于婚姻的具体规定之上，而是建立了禁止从某些社会单位或亲属关系中选择配偶的做法上，这种以否定方式为特点的择偶规则似乎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埃利梯耶还发现了严格遵守非成文规定的联姻渠道，它以生理不变因素为基础，把性别和血亲标准结合起来。主要着作有《亲属关系》(1981年)和《联姻的复杂性》(1991年)等。

　　自1980年以来，在美国和英国，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占据上风。法国的人类学家对重大范例的研究也有所减少，但并没有形成反实证主义的运动。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结构主义的传统，相信人类学的目的就在于从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现象背后找到由无意识的规则支配的社会关系中的规律。他们没有放弃对理论的探讨，只是缩小了范围和对象，涉及整个人类的理论问题暂时被放在一旁，地区性和适用于一定范围的理论提上了研究日程。当前法国人类学的新特点表现为地区性理论、短期性假设和与相邻学科的融合。这些并不意味着法国人类学的削弱和动摇，而是表明它们在不断反思和探讨的过程中逐步成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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