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德国

　　对我来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一另个世界。慕尼黑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专门组织了一个向新生介绍德国生活和学习的活动，我获益匪浅。短暂的好奇和新鲜之后，接着就是遇到对我来说前所未有的挑战。就像很多初次出国的留学生一样，首先遇到的是语言挑战。我们的硕士课程完全使用的是英语，教师主要来自德国、美国和其他的欧洲国家，口音各异。刚开始的课程，听得似懂非懂。为了训练听力，我做饭时、坐车时、散步时都在听NPR的节目。接下来更大的挑战，就是来自学习的压力。从周二到周五的每天上午都排满了课程，每门课程的老师都会发下来大量的案例和论文，要求必须在每次课上课之前读完。平均每天都要读100-200页的资料。就连班上已经获得JD学位的美国同学都在经常抱怨负担太重，吃不消。更糟糕的是，几乎每个周一的上午都有一门考试，因此我每个周末都在为下周一的考试而复习。印象中每天都是读案例读到眼睛没法睁开为止，没有一个休息的日子。慕尼黑周围有很多著名的旅游景点，可是我根本没有机会出门游玩。就连寒假的时间，也要在律师事务所里完成规定的四个星期的实习。在这样一年的魔鬼训练下，收效也非常大。欧洲和美国的知识产权法以及国际知识产权条约没有不熟悉的了。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和很多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同学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得到了很多的帮助。日本同学经常把他课堂的录音拷贝给我一份帮助复习；印度的同学帮助我修正论文中的语法错误；在美国华盛顿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访问时，美国同学还专门租车带我去看华盛顿的故居。

　　转战芬兰
 

　　2006年10月，我完成了在德国的学习，同时非常幸运的获得了芬兰科学院资助赴赫尔辛基大学攻读知识产权法博士学位的机会。我10月份回到国内，短暂的休息探望家人之后，于2007年1月来到了芬兰。初到芬兰，一件小事一直令我难忘。出发前，由于发生地震导致海底光缆损坏，网络不通，无法上网查询具体的路线，我下了飞机手中只有宿舍的地址。芬兰冬天天黑得特别早，当我在换乘公交车时，天已经黑下来了，而且下着大雪。我向旁边一位白发老太太问路，这位老人不仅把我送上公共汽车，并且一路踩着雪沿着街道帮我查看地址，直到把我送到宿舍的院子门口才离去。就在我正在寻找哪栋楼时，她可能是担心我迷路，又回来挨栋楼帮我查看。

　　我所在的知识产权中心是五所芬兰大学联合设立的研究机构。知识产权中心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和有力的支持。这里博士培养的最大的特点是其国际性和开放性。我们6名同学分别来自中国、荷兰、澳大利亚、意大利和芬兰。除了中心和法学院安排的课程，中心还支持我们参加国际上其他大学安排的培训项目。我每年都参加了多次的国际会议，通过广泛的交流了解本专业发展的最新情况，并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建立起学术上的联系。我的导师尼克拉斯. 布鲁恩教授对我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指导。他不仅自己指导我的研究，而且还经常邀请其他国家专门研究该问题的专家开研讨会，让我们做专题的的研究报告，请参会者对我们的研究思路进行点评，提出具体的意见。中心还专门安排了国际交流项目，鼓励和资助博士生去外国的研究机构从事一段时间的访问研究。我选择了去德国的马普知识产权法研究所和拜罗伊特大学。

　　尽管我们没有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的硬性要求，但是我在入学之初，就给自己定下了要在欧洲本专业的二本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目标。因为我一直铭记国内一位知识产权法前辈的教诲，“要在知识产权这个领域内听到中国人的声音”。为此我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欧洲的法学研究已经发展得非常精细，要想在这一领域做出创新的成就非常具有挑战性。最终我的研究成果发表在本专业欧洲最有影响的学报上。在法学这样一个具有很强地域性的学科，一个中国人能够在欧洲的主流学报上发表数篇关于欧洲法律问题的论文，是非常罕见的。

　　今年，我有幸获得“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和感动。在我过去10多年的求学生涯中，我曾获得各种各样的荣誉，而“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在所有的荣誉中尤其值得我珍视。这是对我过去5年攻读博士期间所取得的成绩的肯定，也是对我的一份激励。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祖国对我们这些负笈他乡的海外学子的鼓励、关心和支持，激励着我们不断努力报效祖国。在即将为我的博士求学生涯画上句号之际，我尤其要感谢所有给我支持和帮助的朋友、亲人和师长，感谢中国驻芬兰大使馆教育组的老师和赫尔辛基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各位同学，他们辛勤的工作为我们在遥远的芬兰的学子建起了一份共同的心灵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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