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德国“就业奇迹”

 
    其实，早在遭遇全球经济危机前的若干年，德国就启动了一场全面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包括对最低工资保障以及一系列行业用工管制的放松。对雇主而言，创造新的工作机会的成本变得可控，因而引发了巨大的用工需求。有学者认为，在2003～2005年德国用工制度改革期间创造出的新工作机会，大大缓解了社会底层社群的就业困境；而改革的后续效应在金融危机发生之际尚未完全释放，从而部分抵消了危机爆发后失业率攀升的上行压力。

    其二，金融危机爆发后，德国政府在执行“短时工作”政策的同时，提供了综合配套的接济政策，出台了针对家庭的危机管理政策。除了执行“短时工作”的企业能得到政府补助（高至工资支出的67%），工人的家庭还可以获得税收减免、医疗保险金缓缴或少缴等福利，以稳定“短时工作”机会。据劳工部统计，德国政府在2010年一共支持了150万名员工和他们的家庭，保住了48万个职位。

    第三，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的短工政策操作更为精细化。它不是跨行业的“一刀切”，而是分行业因势利导地“错峰”执行，力求避免跨行业同步削减工时而产生消极的“共振现象”：包括劳动群体广泛的购买力下降、大范围职位流失现象等。同时，幸运的是，拜出口产品与行业多元化所赐，德国的出口型经济在经济危机中遭遇的订单减少冲击较小。

    第四，即使是实行短时工作政策，劳工部门力求工人的时间得到有效利用。德国的短时工作中有一项重要工具——工时账户。经济低迷时，员工减少工作时间，工时数累积在一个账户里；而经济繁荣时，企业不必增加工资支出就可以增加员工的工作时间。与此同时，德国允许短时工人借调至其他工厂或企业上班，工作时间也储存进账户；不工作的时间内，也有义务的职业技能培训班，让劳工持续获得提升职业竞争力的机会。

 

   还值得一提的是劳工的心理。之前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不在岗越久，人们“享受自由的乐趣”趋近于饱和状态而更愿意重新工作，并且客观上也有充裕的时间找到工作……可是，普林斯顿大学的阿兰·克鲁格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安德鲁·穆勒专门研究从业者在下岗期间的心理状态与失业率的关系，对6000多例样本研究后发现，劳动者离开工作岗位越久，其重新找到工作的难度越大；一旦它由个案转化为群体现象，那么失业率持续于高位在所难免。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模型显示，人们离开工作岗位12周之后，在求职上花费的时间平均会下降1/3；其中外在原因可包括可申请的职位耗尽、适用的职业技能也已丧失，而主观上则更易于绝望和歇斯底里。他们指出，这些都可能形成恶性循环效应，增加失业率。反过来说，在短时工作时期劳工接受职业培训，也会在心理和技能双方面产生有利于就业率维稳的良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