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止遣唐”可以说是发自上层统治的一场“抵制唐货”运动。九世纪后半期，中国先后发生了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加之各地藩镇割据，唐王朝日薄西山，摇摇欲坠，即菅原道真报告中所指“大唐凋敝”，然而随着日本政府推行闭关政策，终止中日一切贸易往来之后。两国民间的关系并未随之中断，不断有日本僧人学者，他承中国或朝鲜的商船继续来大唐学习，且民间和贵族都十分喜爱“唐物”，可以说是崇拜，这一点有些像今天中国热喜欢“日货”。所以走私也就应运而生了，以至于中部、四国及九洲一带的豪族，不少成了走私者的保护神，公开对走私者征税，称 “唐物税”。从两国民间经济文化的交往，和国内需要来看，似乎终止中日关系的理由不够充分，但这只是一层表面的原因，更深刻的原因是，日本政府出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考虑。
自奈良时代留学生和学问僧大规模的输入大唐文化，日本民族对于大唐的仰慕，已达极点。不仅文物典章照抄中国，且对于中国生产的物品也非常喜爱，大量唐货进入日本，在对外贸易方面日本一直处于入超的状态。这样大量白银流出，本土经济得不到发展，面临崩溃。
而且在输入品中不仅有货物，还有“唐钱”。当时的日本钱币，与唐钱相比有种种缺憾。不仅在质量上无法相提并论，且流通中也有诸多不便，因此唐钱有着两方面的优势在日本大受欢迎，这就直接导致了日本货币体制更加混乱，这对本已面临危机的日本经济和政治无疑是雪上加霜。
如果要改变这种状态就必须从商品、金融、文化各方面改变日本落后的状态，但这是短期内无法取得成效的。而从政策上先行杜绝外国政治经济的威胁则不是什么难事，故宇多天皇下令废止遣唐的理由或在于此。
废止遣唐虽然是一种政治策略，而文化是政治的一种表征。所以日本文化在平安时期呈现出了摆脱唐文化的影响，努力确立本民族文化风格的特征，而实际上平安文化也是日本本土文化真正得以发展的开端。
首先表现在文字上，日本人采用汉字的一部分省略或仅使用偏旁部首创造出了假名文字，相当于表音的字母。其中采用正楷汉字偏旁的称作片假名，采用草书偏旁称作平假名。假名在平安时代很流行，而在此前则是大量的使用汉字，而汉字毕竟是一种外来文字，在日本精通汉文的往往只限于贵族和僧侣，广大下层民众则很难学习。
随着假名的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日本文学开始粉墨登场了。平安前期，汉文学依然盛行，和歌衰落。例如前文提倡废止遣唐的菅原道真就是一位精通汉文的学者，他很擅长的是五绝和七绝，“传蹄伤马送，江尾损船迎”、“驿长莫惊时序改，一荣一落是春秋”放在唐诗中也能称为上品。所以平安前期在日本史学上称为“国风黑暗时代”。但随着大唐的影响衰弱，假名的盛行，到了平安后期，日本文学逐渐摆脱了汉文学的影响。出现了完全用假名创作的诗歌，日本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也是产生与这一时期。
与此同时，日本的书法也进入了和风时代并。日本的书法开始于奈良时代，发展于平安时代。初期是以嵯峨、橘逸、空海“三笔”为代表的唐风时期，以晋、唐书风为典范。随后以行成、道风、佐理为代表的“三迹”时代，是日本和国时代的开始，这时的书法由唐风转变为和风，形成了丰满圆润、典雅流利的和体书法，随着和体书法的进一步发展，假名书法也逐渐形成。并随着和歌与假名文学的成长，不久即在艺术上进一步洗练，引来了他的黄金时代。
此外，奈良时代以来，佛教盛极，日本固有的神道不得不，从属于佛教之下。但到了平安后期的“国风时代”。日本故有文化开始复活，神道也随之活跃起来。宝龟六年(775)，朝廷令诸国国司修理神社，进行祭祀。并下达祭祀时禁止开办酒宴，表演歌舞的明令。对神的尊敬还连带着表现在建筑和雕塑上。平安时期的寺院建筑风格上已经确立了简素优美的日本样式，如有的庭园性的寺院前开池，池中有岛，岛上架桥非常美观。
这一时期日本的主流绘画和音乐，茶道的特色也都表现出了日本文化独有的气质。可以看出，废止遣唐的政策对日本文化经济的影响是多么的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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