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名誉校董 廖凯原先生讲座成功举行

2010年12月7日下午3点，北京大学名誉校董、“国际软件屋”公司创办人兼主席法学博士廖凯原先生，应北大法学院凌斌副教授和北京大学慈善、体育与法律研究中心之邀，走进北大法学院的课堂，为同学们进行题为“黄帝假设：科学的中国法治观和德治的操作系统”的演讲。北大教育基金会徐诤和赵琳莅临演讲现场。

廖先生以独特的视角深入剖析了中国的法治和德治最精华的原则。廖先生认为，贯穿这项研究始终的主题是“天理”，渊源于黄帝的思想。在黄帝思想的框架内，他主要强调商鞅的法学理论、儒家思想、“道”的观点和杨朱的“为我”理论。

廖先生认为，商鞅的科学法治观源于黄帝的法治和德治概念，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商鞅进一步发展了立法和释法思想，认为法律和法令的制定必须科学，使人民充实、强大、享有权利，成为主权人，同时他主张相对独立的司法系统负责解释法律和司法审查。但是法治也需要它的连体双胞胎，即孔子“己欲立而立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金科玉律和互惠正义。先予后取，先种后收，平衡权利与义务，这是美德的原则，也是中国科学法治德治的人性内核。而老、庄的天道无为思想与自然合一的哲学和精神追求，作为精神基础，使人类和谐共处。以上三者汇入杨朱的“为我”，培育听、看、闻、说、享受、思考“六感”，赋予生命以存在的意义，形成中国版的人权价值观。这个综合将平衡法家残酷的物质主义、儒家的人性思想、道家的精神主义和杨家的物质、精神双元的“六感”之“为我”，从而连接起物质时空与精神世界。

此外，廖先生指出，合成的新思想将集体-国家主义的法家意识形态、集体-家族主义的儒家意识形态，与个人-自然主义的道家无为思想和个人主义“为我”的杨家思想进行了很好的综合，从而使我们实现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平衡。从黄帝的“一”发展出“多”（法、儒、道、杨），再回到“一”，即合成的新体系：一而多，多而一。这个新体系可以被定义为：五千年厚重精致的中国法治。五千年来，源自黄帝的中国的法治德治不断延续发展，在中国本土不断生长，要求人无论贫富、贵贱、种族、国别，享有平等的正义。中国正在走上一条源自黄帝的中国式的法治德治之路，推动未来的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文化与精神的发展。

讲座最后，同学们纷纷把握难得之机会向廖先生提出疑问，直至讲座结束，讲台周围仍然有很多同学向廖先生探讨问题并合影留念。

本次活动是北京大学慈善、体育与法律研究中心设立的“慈善文化与文化慈善”项目的一部分，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学生会承办。